Opinion

詹姆斯·史黛西·泰勒（James Stacey Taylor）称，如果作者必须自己掏钱，他们就会有很大动力来彻底检查自己的信息来源

珊德拉勒卡·辛（Chandralekha Singh）称，除非高校优先考虑学生指导和教师支持，否则在线教育的宏伟目标将无法实现

阿德里安·弗恩海姆（Adrian Furnham）表示，委员们缺乏专业知识和群体思维通常是十分危险的，所以最好将审查委托给专业律师和伦理学家

马克·里德（Mark Reed）表示，如果我们想要一支有灵活性、富有同情心和幸福感的团队，光靠普通的指导是不够的

布伦特·卢西亚（Brent Lucia）表示，大学教育者不能对其他生活目标视而不见，比如建立一个储蓄账户

金姆·埃格尔顿（Kim Eggleton）说，试验表明，两者远非相互排斥，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莉兹·杰克逊（Liz Jackson）称，高校的资深教职工必须承担起责任，改善针对骚扰的机构性处理方法与理解

朱利斯·克拉夫雅（Július Kravjar）表示，反复改写重复的内容以降低查重率根本称不上教育

菲利普·阿尔特巴赫（Philip Altbach）和白杰瑞（Gerard Postiglione）表示，尽管中国正在崛起，但就连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英语的使用是不可逆转的

建立同行评审认证计划也将有助于激励更高的标准，阿尔凡･加尼（Arfan Ghani）说

出版商需要审视他们的偏见，而大学要审视其支持机制，阿维·斯泰曼（Avi Staiman）、玛妮·乔·佩特雷（Marnie Jo Petray）和盖琳·克莱门茨（Gaillynn Clements）如是说

艾德里安·福恩海姆（Adrian Furnham）表示，准确地汇报结果很重要，但所要传达的意思很少会被拼写或语法错误扭曲

非英语国家的大学应该限制英语教学，并为学生和学者提供英语支持，罗斯玛丽·沙罗蒙（Rosemary Salomone）说

韦恩·奈里斯（Wayne Nelles）和斯帕万·韦赛特内（Supawan Visetnoi）认为，哪怕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高校也忽视了促进可持续农业的责任

安德莉亚·莫瑞洛称，《自然》杂志发表的3篇论文表明，金钱不能替代好的想法、开放科学与合作

高等教育必须承认自身在数字时代中带来的额外工作量，克里斯托弗･沙伯格（Christopher Schaberg）说

安迪·米亚（Andy Miah）说，用一个朗朗上口的首字母缩写词赋予一组学科特权，也许这曾经发挥应有之用，但现在早已不合时宜

尽管有疫情、贸易争端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但有几个因素将继续推动和吸引中国留学生出国，尼古拉斯·楚（Nicolas Chu）写道

比诺伊·坎普马克（Binoy Kampmark）表示，澳大利亚高校不断适应数字化方法，这正在降低学习成本——但并不是以一种好的方式

安妮-洛雷·赛利耶（Anne-Laure Sellier）表示，当面对新的发现时，研究人员和记者都应该保持更怀疑的心态

达米安·斯梅德利（Damian Smedley）说，英国的全基因组测序项目可能会引发罕见病治疗的全球性改变

安迪·法内尔（Andy Farnell）表示，废除出版商，绕开大型科技公司，是实现科学力量最大化的先决条件

亚历山大·克拉克（Alexander Clark）和贝利·苏萨（Bailey Sousa）表示，个人的高度乐观情绪会妨碍人们离开不正常的职场或叫停一个失败的项目

凯瑟琳·惠特比（Catherine Whitby）表示，新西兰的产业界和学术界都需要能够超越传统学科界限的人才

伊琳娜·杜米特雷斯库（Irina Dumitrescu）表示，除了不公正之外，未能对不良行为投诉采取行动的大学会损伤所有院系师生的信任

德克·林德鲍姆（Dirk Lindebaum）和彼得·乔丹（Peter Jordan）说，如果期刊和大学采取更多措施激励同行评审，那就有望克服同行评审危机

新冠疫情表明，飞行里程不是建立国际伙伴关系的先决条件，艾米·安布罗斯（Aimee Ambrose）说道

丹尼尔拉·蒂尔伯里说，改变大学课程以反映气候变化挑战将激励学生，这不仅仅是崇高的环境承诺

毕业的日子是属于学生的，为什么他们不能尽情欢乐又唱又跳呢？詹姆斯·德劳宁（James Derounian）问道

艾德里安·弗恩海姆（Adrian Furnham）表示，随着审稿要求的成倍增长，不能继续要求审稿学者无偿付出了

马克·斯科特（Mark Scott）称，建立声誉具有空前的重要性，但高等教育在迎接未来的挑战方面有其特殊地位

约翰·特雷戈宁（John Tregoning）认为，大学必须对疫情促成的学者们的技能拓展给予肯定

特里·杨（Terry Young）表示，在数字时代，学者把时间花在评估、管理和指导上要好得多

斯蒂芬·康奈利（Stephen Connelly）表示，各院校需要尽其所能保持活跃，并做好在边境重新开放时欢迎学生回来的准备

莱昂内尔·塔拉森科（Lionel Tarassenko）表示，谷歌翻译的局限性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有关人工智能的老问题

朱利斯·克拉夫雅（Július Kravjar）表示，一所高校为根除师生学术舞弊所做的艰苦努力为整个行业指明了方向

伊利娜·德米特雷斯库（Irina Dumitrescu）称，恶霸和蛇只会通过周围人的支持造成破坏，无论那些支持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新生们正在封锁期间弥补之前错过的纵酒买醉，乔治·巴斯（George Bass）对Instagram上出现更多勒索头发赎金的行为已见怪不怪

艾米丽·凯恩（Emily Kane）说，这篇文章不需要你的即时关注

尼克·希尔曼（Nick Hillman）表示，尽管人们正热议数字革命，但面对面教育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劲

埃里克·海因策（Eric Heinze）说，学生的任务绝不是不加批判地阅读作者的作品，而是要充分把握每一个论点的方方面面

藤井辉夫（Teruo Fujii）说，我们应该放眼校园之外，在拥抱他人和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进行教育和研究

黛博拉·特里 (Deborah Terry) 表示，改革授课模式与合作伙伴关系将使澳大利亚成为一个更具弹性、以学生为中心、具有区域吸引力的地区

在任美国高校领导数十年后，莫顿·夏皮罗（Morton Schapiro）反思不断变化的格局，并在离任之际向年轻的领导人们提出建议

玛莎·迪德（Martha Diede）和米歇尔·帕兹（Michelle Pautz）认为，高校员工在疫情期间的出色工作引起了不切实际的期望

斯蒂芬·艾格伦（Stephen Eglen）和鲁伯特·加提（Rupert Gatti）表示，虽然出版商声称金色开放获取是唯一的可持续开放获取途径，但新的指导方针否认了这一说法

蒂姆·埃塞克斯（Tim Essex）警告称，将数千名国际学生输送到英国大学的暑期学校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劳拉·麦肯锡（Lara McKenzie）称，由此产生的责任感往往会让女性无法找到更好或更稳定的工作

雷蒙德·普特（Raymond Pot）和威廉·穆徳（Willem Mulder）表示，取消可衡量的评估标准将使判断更具政治性和随机性

诺拉·卡罗尔（Nora Carrol）称，把线上学习交给第三方“合作伙伴”对学生来说并不总是有效，反而是质量保证上的一个盲点

查尔斯·克莱-布特里（Charles Crabtree）和堀内勇作（Yusaku Horiuchi）认为，在亚特兰大大规模枪击事件后，大学声明的诚意与其学科设置密切相关

迈克尔·布拉斯特兰德（Michael Blastland）和乔治·戴维·史密斯（George Davey Smith）认为，不确定性应作为严肃和诚实的标志

七位学者表示，我们都需要对我们将服务时间投入到何处才具有战略意义——尤其是我们这些最倾向于说“是”的人

帕特里克·萨纳汉（Patrick Sanaghan）称，理清过去一年领导人的失败需要真正的勇气，但我们需要从中吸取重要的教训

连续的出版强化了研究效果，预出版使过程更加便捷。那么为什么期刊仍然对此如此警惕呢？乔希•哈迪（Josh Hardy）问道

尼克·艾尔斯（Nick Isles）表示，我们应该接纳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学习模块组合而成的学位——其中，可比性至关重要

马克·史蒂文森（Mark Stevenson）说，随着我们从大流行中走出来，我们可以期待看到一系列新的线上和混合模式教学选项

凯特·艾切霍恩（Kate Eichhorn）表示，许多学者表现出令人震惊的例外主义和优越感，但甚至连基本任务都无法完成

罗伯特·扎雷茨基 （Robert Zaretsky）表示，一些学生滥用私人津贴和标记自由度 – 但其他学生的持续参与令人振奋

罗恩·艾弗芬（Ron Iphofen）称，在缺乏一致的定义和严格的执行的情况下，良好的行为将继续取决于个人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