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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并能浑浑噩噩发展下去，而是要处理好与恼人的学术人才之间的关系。”我建议读到这篇文章的校长将这两句话用80号字体打印出来，悬挂在餐桌上面，无论配偶是否会提出抗议。
大学因思想观点的多元化而得以兴盛。然而，这类风气正遭到攻击。在英国，新出台的“在选项框中打勾”的晋升规则就是一个可怕的新案例，并最终将导致大学步入平庸境地。
我不得不深表遗憾地说，大多数决策层面的错误是由好心人推波助澜导致的。他们一直深受非大学部门的影响，有些人本身就来自那些部门。自然，他们就会仰慕那些具有预见性、可靠的组织。“假设有4个盒子，我们分别叫做‘科研’、‘教学’、‘管理经验’和‘公共参与及影响力’”。现在，这四项具有同样的权重。接着通过一项规定，称所有人若希望晋升到中高层岗位（如高级讲师或教授），必须在所有四项中至少达到及格线。最后，别去征求现在的高级讲师和教授的意见，问他们制定这样的规则是否是个好主意。只要照办就是了。后来，就由从非大学部门招聘而来的人力资源主管之类的人去实施了。
沮丧、迷惑于愤怒的线索
如果你不认为这样的体系可能会对大学造成灾难性后果，那么你就没能理解大学的本质（如果你是来自政府文职机构或者保险公司，就更没必要了解这些了）。无法用盒子装起来的高大的罂粟花将被拔掉，存放在美国和欧洲大陆，常规性、可靠性、稳定性和畅通性得以建立。这些品质可能是宝贵的：如果我要赶火车、给汽车协会打电话或者在网上订购短袜，我需要的是这些品质。但是对于大学而言，这些品质就会令人绝望了。
我在这里分享些奇闻轶事告诫人们。多年前，我在一所著名大学任教，学院的100名学生首次对所有教职人员的教学质量进行打分。当排名结果揭晓后，我们都去查看。当然，X博士几乎排名垫底。我想他心里肯定很沮丧。几年之后，他获得了一个奖项。为了去领奖，他不得不飞往斯德哥尔摩，戴上白色领结。很快，他就辞职去到另外一所大学了。
根据我的经验，杰出的研究者未必能当好老师。但很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有时候，一些杰出的人并不具备广泛的技能。谷歌和微软已经学到了这一点，大学也需要清醒过来了。
还有一次，在我工作的部门，有一名学者在电视机镜头前最能言善辩，对大学和专业都做了极好的宣传。尽管据我所知，他从未发表过一篇重要的文章。另外，我有一个同事，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办公室经理，却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研究员，无法应付电视采访或政府部门委托。
这些都没问题。世界需要不同的人才。文森特·梵高若是成为艺术部门的经理，可能会令人厌倦、觉得不可靠。穆萨·西索科可能是热刺足球队中最好的球员，但是他的得分能力实在太差了，以至于当他在球门前时，忠实的球迷会大喊“传球”。要是欧内斯特·海明威给我女儿当大学私人教师，可能并不让人放心。玛丽·居里可能会忘记去讲课。
大学具有特殊的性质和目的。大学是世界上各种观点的发源地，因此，大学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教学或管理，或者迅速产生公众影响力——尽管这些都很重要。大学不像汽车制造厂：甚至不是梅赛德斯奔驰工厂。这就是为何不宜在大学建立晋升机制，或者其他绩效管理体系来奖励稳定性和同质性。学者不需要平衡发展，成为全知全能的人。
在我看来，就像从前的那样，科研能力应该占据更大的权重。一名好教师能教学生40年，一名好研究员能够影响后世学者140年，有时候甚至是400年。但是，如果大学的晋升机制迫使他们改变现状，甚至不得不寻找新工作机会，那么这些都将沦为空谈。
Andrew Oswald 安德鲁·奥斯瓦尔德是华威大学经济学和行为科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