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带一路”是否促进了学术联系?

数据显示,中国与亚洲、中东和东欧各国之间学术合作增长,表明中国的“一带一路”可能起到了助推作用

五月 1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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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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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一带一路”旨在加强中国与亚洲及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其重点可能主要是交通和基础设施领域。

自2013年启动以来,这个总投资高达7500亿英镑的项目——有时被称为“21世纪丝绸之路”,以向古代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致敬——向各个计划注入资金,从陆路、铁路和海路三方面改善中国、欧洲、中东和非洲之间的联系。

但可以说,该倡议也是推动中国与邻国以及其他国家之间高等教育联系升级的催化剂。

根据爱思唯尔Scopus数据库中收录的来自不同国家学者合著学术出版物数量的数据显示,与中国学者开展合作研究增速最快的是来自亚洲其他地区、东欧和北非的国家。

例如,撇开与中国合作研究产出最小的国家(2013年至2017年间论文合著数量少于1000篇的国家)不谈,2013年至2017年间,有9个国家与中国的合作研究增加了100%以上。除了一个国家(智利)以外,其他所有国家都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

紧随其后的是“一带一路”势力范围内最大的两个国家——印度和俄罗斯——它们与中国的研究合作激增了90%以上。


Growth in Chinese collaborations on Belt and Road route

Growth in Chinese collaborations on Belt and Road route


那么,研究联系明显扩大,到底是源于“一带一路”,还是仅仅是有机增长的反映?而这种有机增长是地理位置靠近的发展中国家可预期的?

考文垂大学战略与领导学院国际商务讲师迈克·戈(Mike Gow)说,“一带一路”很可能起到了部分作用。

他表示:“‘一带一路’主要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闻名,但是推动高等教育合作和研究贯穿始终,当然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倡议和活动的一大特点。

戈博士表示,中国政府可能不会明确规定大学应该如何建立“一带一路”的学术联系,但会期望大学在五年计划中详细说明其国际化项目要如何融入“一带一路”的总体战略。

因此,大学如果想要为“一带一路”总体战略做出贡献的话,即便没有与该战略相关的中央重大学术基金支持,也可能会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的学者提供资金。

剑桥大学教育社会学教授苏珊·罗伯逊(Susan Robertson)说:“他们给了大学一些空间,让大学考虑如何参与到‘一带一路’当中来,已经有资金可供大学制定自身的跨国战略。”

她指出,从“一带一路”的学术合作层面来看,大部分焦点都集中在艺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上,因为中国“绝对意识到”需要加强自身的创造性学科。罗伯逊教授补充说,还有一种感觉是,中国希望“向世界展示”自己可以在这些领域做出积极贡献。

戈博士说,目前存在一些旨在建立“一带一路”高等教育联系的具体项目,尽管这些项目往往只是用于促进建立学术网络,而不是重大基金项目。

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项目,该联盟成立于2015年,目前声称有38个国家的150所大学加入,主要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学,但也有来自美国的大学。

利物浦大学是英国唯一一个加入该联盟的大学,也是其联盟理事会成员。利物浦大学的加入是源于西安交通大学的合作(这两所大学在苏州合作创立了一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是建立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的核心力量,因为它位于中国中部城市西安,即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起点。

利物浦大学分管文化交流的副校长黛娜·伯奇(Dinah Birch)说,尽管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不是一个“大规模”的项目,但它为来自不同国家的、在类似领域工作的学者之间开展合作打开了大门。例如,利物浦大学一直密切参与建立文化遗产领域学者之间的联系,并于去年就该主题主办了一次圆桌会议。

她说,结果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智力和物质交流”增加了,这在以前相当孤立的国家(如哈萨克斯坦)表现得尤为明显。

她说:“我们不是在谈论变革性的东西,但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对话渠道,尤其是与中亚国家的对话渠道。”

伯奇教授说,这也给学生带来了好处,他们有机会在中国参加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创办的暑期学校,从而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语言和高等教育。

更宽泛地说,学生的流动性是“一带一路”更广泛的高等教育战略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似乎正在实现一个宏伟目标:2020年接收50万留学生来中国学习。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的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似乎也再次受到国际学生的青睐。

但是,即使“一带一路”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学术交流和学生流动性——同时也促进了思想的流动——但是否存在政治壁垒限制其继续扩张,尤其是,人们一直怀疑,“一带一路”是否只是中国扩大自身全球影响力的一项外交工具?

戈博士表示,尽管更广泛的角度而言,中国想通过“一带一路”项目提升软实力,但只要该项目仍是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那么它就有可能鼓励中国大学及学者争夺资源,从而推动跨境研究合作。

他指出:“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大多数研究合作是在学者个人层面进行的,侧重于产出对学者自身有价值的成果。”

罗伯逊教授称,这类学术对话是在“一带一路”基础之上展开的,这一事实有助于消除东西方国家之间的不信任。她说“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开放性,这是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这也是为何伯奇教授认为,如果全球政治局势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像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这样的计划中途“夭折”,那将是一大遗憾。

她说:“我确实相信,在这些局势紧张的……时代,奋斗在学术界一线的学者继续相互交流是有益的。我想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果每个人都闭门造车,那么这种学术文化的兴盛将会使我担忧。”

simon.baker@timeshighereducation.com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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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Robertson is correct when she says, “There have been funds made available for them to develop their own transnational strategies.” A Thai friend's 16-year-old daughter won a Chinese scholarship and is at a special BRI school in China with classmates from Russia, Uzbekistan and Malaysia, preparing to serve the closer integration of the region.
I have just returned from the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lk-roa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y 11-12, 2019 in Beijing. More than 780 senior researchers and academics, policy‐makers, practitioners,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 leaders, organizations and private sectors from over 40 countries participated this conference. The “Alliance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Organizations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was established. This alliance is designed to strengthen science‐base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cross the four stated outcomes of data an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monitoring and review, and capacity build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e making substantial funds available for geomorphological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mongst other disciplines, broadly focussed on identifying and finding solutions to minimize or mitigate the impact of Belt & Road Initiative. Delegates from countries along the proposed routes in central Asia were notably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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