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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想要公开捍卫科学时，通常得不到许多支持，”药剂师兼科普人士奥利维尔·伯纳德（Olivier Bernard）坦言，“甚至同事都对我说‘你真的特别有勇气’，我想说‘谢谢你，但不如你也做点什么？那会更有帮助。’”
伯纳德在自己的科普博客“The Pharmafist”上发布的一篇文章，激起了替代医学支持者们的强烈反应。这篇文章反驳该群体呼吁魁北克政府引进维生素C注射剂作为癌症治疗方法的游说，以穿插幽默漫画的形式解释了大众对维生素C的普遍认知与科学证明的差异。结果这促使激进主义者抗议要求其所在机构开除他、将其从注册药师单上除名等等。他们还尝试要中止他所做的电视节目，并敦促其他人抵制购买他妻子出版的书（涉及的是完全无关的内容）。他们甚至向伯纳德及家人发送了死亡威胁。
“当你对自己的事业充满热情时，你想要好好工作，”他告诉泰晤士高等教育，“但当你回家发现自己受到许多人的威胁时，会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值得。”
在社交媒体Facebook上关于他遭受仇恨运动的帖子也引起巨大反响，但这一次是来自学术界的支持。希望将维生素C引入癌症治疗的请愿被驳回了。魁北克政府成立了专门工作组来保护那些讨论敏感话题的科学家，还设立跨行业咨询委员会以支持公开发言的医疗保健专家。
伯纳德深信，这正是此前所缺少的。谈到同事们当初的沉默，他说：“我不想要责怪任何人；我了解他们为什么没能站出来。不过，能否获得他人支持是很关键的。”
去年11月，伯纳德还获得另一番鼓励——获评约翰·马多克斯奖（John Maddox Prize）的“年度杰出新人奖”。该奖项由科学倡导组织“科学的意义”（Sense about Science）与《自然》期刊联合发起，每年为面对敌对情绪下促进科普的个人授予奖励。
他说：“我希望我的获奖经历能提高人们的认识，让更多学术和政界人士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做什么，[这种激进反应]将会变得越来越糟，到某个时候，再想要不受威胁地谈论科学将成为奢望。”
该奖项自2012年起便已设立，但在当今政治极化与反专家情绪高涨的背景下，可以说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尽管有越来越多证据显示人为因素导致了气候变化，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仍然否认其存在。在英国，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在脱欧公投期间发表的公众已经“受够了专家”的言论依然在大学走廊里回荡。民粹主义浪潮席卷全球，伴随着对复杂问题简单化、情绪化的解答。这些共同形成一种气氛，让说出人们不愿面对的真相的人，不仅饱受怀疑主义者的诘问，还可能成为攻击、骚扰甚至更严重行为的受害者。
这个问题应该问气候变化科学家们。在特朗普本人都未曾设想当上美国总统很久之前，科学家就已经找到人类活动对地球气候造成毁灭性影响的证据，也因此承受巨大敌意。比如在2009年，气候变化否认者入侵了东英吉利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气候研究部门多位科学家的电子邮箱，利用窃取的信息来抹黑他们的科研项目。黑客暗示科学家们篡改数据并试图打压批评者，牵出这起备受争议的“气候门”（Climategate）丑闻。
英国和美国随后进行的一系列调查澄清了这些科学家有不当行为的指控。然而，辱骂和威胁性的邮件已经涌入该部门职员的收件箱。该研究所所长菲尔·琼斯（Phil Jones）在2010年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表示，包括死亡威胁在内的网络暴力曾让他考虑轻生。他说：“我非常震惊。很多人说我应该去自杀。他们说知道我住在哪儿。这些邮件来自世界各地。”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科学史教授、地球与行星科学副教授那奥米·奥莱斯基（Naomi Oreskes）近日对泰晤士高等教育表示，在她2004年发表一篇称气候变化已有科学共识的文章后，生活也起了变化，她开始 “被攻击”。不过，奥莱斯基毫不动摇地继续与埃里克·康韦（Erik Conway），来自美国航天局在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设立的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历史学家，共同撰写了于2010年屡获殊荣的《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s of Doubt）这本书，揭露企业针对威胁其利益的科研工作所采取的种种抹黑手段。
印度尼西亚茂物农业大学（IPB University）的森林保护教授、本届马多克斯奖的主要获奖者班邦·海罗·萨哈尔乔（Bambang Hero Saharjo）对此并不陌生。破坏性森林大火经常席卷印尼，其元凶棕榈油企业为了能快速、廉价地清理土地而纵火。仅在2015年的4个月内，这类火灾所释放的二氧化碳量就超过了整个欧盟。萨哈尔乔博士是此类火灾的专家。
通过调查研究，萨哈尔乔锁定了纵火者并在数百起法律官司中负责任地作证。2015年，他的证词让法院判定棕榈油公司JPP有罪，这导致该公司在2018年对他提起高达3350万美金的诉讼。
他向泰晤士高等教育表示，尽管这场报复行动以失败告终，但他也付出高昂个人代价，包括忍受“对我及家人的恐吓”。他也没有获得多少同事的支持，他们中很多人接受了棕榈油企业的巨额贿赂，为他们作证。萨哈尔乔说，这些被收买了的科学家“即便知道这是错误行为，也做出了不正确的陈述”。
“作为科学家，我不能让这种行为和对环境的破坏发生。作为学者，我们应该说出真相并做正确的事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我希望这个奖能给我更多力量和支持，以对抗这些人祸背后的企业。”
“科学的意义”的负责人特雷西·布朗（Tracey Brown）表示，对萨哈尔乔的授奖是她在评委会中见过的最一致的投票结果。“他之所以获奖，不仅是由于身在一个腐败非常危险的国家里，遭受恐吓、诉讼和辱骂，还因为有不少同事对他说，‘为什么不帮另一边作证呢，你能拿到不菲报酬，过上不错的生活，”她说，“他周围的人要不因恐惧而沉默，要不已经被收买。今年，我们真的努力寻找那些在他人保持沉默时挺身而出的人。”
布朗称，这个奖项的影响力正在扩大，比如本届206个提名来自多达38个国家。她说：“在某些国家，这样的英勇令人震慑，尤其是在那些充满敌意、你所针对或取悦的对象有决定力量的社会里。”
虽然令政界或产业界人士不满可能给科学家及家人带来最大危险，但来自激进主义者的袭击却最为残酷。
然而，一个患者小组认为韦瑟利并未将CFS（也被称为肌性脑脊髓炎，或者ME）作为一种严重疾病来治疗。“我们在发表第一篇论文后，立即受到反对……从一开始，一小撮人就说谎抹黑我们，”他说，“我被污蔑将一个患有CFS的男孩扔进游泳池，看他会沉下去还是游上来 ……英国一个患者组织办公室遭遇盗窃丢失了计算机后，荷兰ME组织的激进分子也指责是我所为。我还知道从很早以前开始，只要我出去发表演讲，组织者就会收到关于我这个人有多邪恶的资料信息。”
同样广为流传的还有他在网上发布的会议演讲幻灯片，不过里面的内容被别人修改“以扭曲我要表达的意思，别人下载了我的文件，擅自修改后重新上传的”。他说：“现在，如果有与会者问我能否分享幻灯片（这是很普遍的做法），我不得不说‘对不起，我不能分享。’”
恐吓电话和仇恨邮件引起警方介入。然而，即便在他放弃CFS研究多年后，“骚扰仍在继续。真的令人十分痛苦。我无法否认……近年来情况变得稍微轻松了些，但它永远不会结束。”
韦瑟利目前从事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相关研究。“有次我在一个会议上说觉得自己现在比以前更安全了。大家以为我开玩笑，其实不是，”他说，“我的意思是从情感角度觉得更安全。我不再受到无休止的纠缠和骚扰。”
布朗称，攻击者骚扰科学家的一种主要形式是试图从专业上贬低他们，尤其是钻法律程序的空子、滥用投诉举报等方法。
爱丁堡大学“布鲁斯和约翰亚瑟”公共健康教授琳达·鲍尔德（Linda Bauld）的经历就是一个明证。她因为从事吸烟危害研究而饱受来自烟草业的骚扰。
鲍尔德说：“过去几十年来，他们运用娴熟技巧来传播对科学的质疑。”他们的做法包括抹黑其科研工作的网络宣传，特别是将英国卫生部作为宣传对象。她被贴上了“偏颇”或“懒惰”的标签。
“最糟糕的经历就是网络暴力，”她回想道，“那时警方也介入了。有仇恨信件发到家里来，我也接到许多匿名电话。”
讽刺的是，她在最新研究中指出电子烟的危害小于传统香烟，结果有批评称她站到了烟草业那一边。她表示，真正的问题在于有些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实际上是禁止主义者，在烟草公共卫生政策中否定降低危害的作用。由于这些批评者来自她所在的学术界，这个事实“让人很难过。你忍不住问自己，我是在做正确的科研吗？”
鲍尔德称现在澳大利亚一些研究人士正“紧盯着”她的生活和工作，她说：“他们会去查找我参加的会议，看是否有来自烟草业的人在那儿，然后他们就可以说我的研究是有偏见的。但是，这些人所谓的指控从根本上就是无中生有。以前来自烟草业的攻击确实令人不快，但现在同行的指责以另一种方式对我造成伤害。”
这意味着某些学术会议不会给鲍尔徳和她的同事发送邀请，或者一些期刊间接拒绝发表他们的研究。她说：“我已经年纪大了，倒不担心职业发展前景之类的，但我们都希望在参加任何论坛时能以独立科学家的身份受到尊重，而不是接受那种先入为主的评价。”
此外，她还补充说，污名某些研究人员被行业收买“会破坏公众对专业吸烟建议的信任”。不过，既然烟草仍是人类头号“可预防死因”，鲍尔德就决心继续自己的研究。
当然，就像上述棕榈油的例子，科学家进行道德妥协并非没有先例。但据“科学媒体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负责人菲奥娜·福克斯（Fiona Fox）称，这种情况很少见。她最近刚撰写一份针对受骚扰研究人员的指南。对科学家来说，更常见的情况是出于合法目的从业界收取资金，比如很多疫苗试验是在疫苗制造商的资助下进行的，但福克斯强调，有诸多学术诚信保护措施来监督类似研究。
“无论是我还是任何其他人，都不能说对科研提出有力批评不是一件积极的事，但清楚的是底线在哪，而且这条线经常被逾越，”福克斯说，“当学者们认真考虑告别科研且不是因为不热爱学术或不关心患者，而是因为攻击和谎言让他们觉得一切不再值得时，那是严重的错误。”
福克斯表示，自社交媒体兴起以来，形势变得更紧张，以推特（Twitter）为代表的平台让那些特立独行的“反建制”声音日嚣尘上。
伦敦国王学院心理医学系的高级研究员萨米尔· 乔哈尔（Sameer Jauhar）是另一位受害者。他在BBC电台里讨论过高估抗抑郁药戒断症的危险后，“推特网友指责我不关心患者，说我在破坏人们的大脑，”他说，“这确实是很伤人的说法。精神病学引起了这么多情绪化的反馈。现如今，好像没有重大突破就不能公开谈论科学，社交媒体的出现也没有让科学传播变得更容易。”
布朗也赞成，“围攻”科学家已经成为一种新现象，而数字通讯手段极大促进了这种现象。 推特那种“堆砌式”的信息展示不再重视专业意见，泰晤士高等教育本文采访的所有学者对此都有着越来越坚固的认同。
福克斯反对那种认为公众不再想要听取专业人士和学者意见的观点，但她同意“观点评论现在几乎和专家意见同样受重视，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她想到的答案是让专家们提高声量，在辩论中占据“提供高质量证据”的位置。
但是，提高声量难道不会让科学家承受更多来自激进主义者的打压吗？多位受害者认为，更多制度支持是关键。当前的情况好坏参半。韦瑟利用亲身经历证明，当他因CFS研究而受到围攻时，从没担心过自己的工作岗位，其所在的国王学院会在需要时为他提供律师援助。然而，其他人却没有那么幸运。
像伯纳德一样，2015年度马多克斯奖得主、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辅助医学名誉教授爱德扎德·恩斯特（Edzard Ernst）也同样遭受替代医学支持者的强烈敌意，其中甚至包括查尔斯王子。在恩斯特2011年退休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把查尔斯王子称作“蛇油推销员”（常用于形容说话天花乱坠却毫无功用的人）。他的不满源自2005年王子私人秘书对他的指控，称他泄漏了由查尔斯王子决定的、关于英国国民医疗体系（NHS）使用补充药物的报告。
当埃克塞特大学收到这份指控时，“大学没有为我辩护，而是对我展开长达13个月的调查……最终，我被确定无罪，但我的团队几乎已全部解散，”他告诉泰晤士高等教育，“当时因为面临被大学解雇的压力，我的健康状况很差。在某个时候，我们收到了替代医学信徒的公开威胁，我不得不请求警察教我的秘书如何辨别信件炸弹……那时没有任何对我的支持体系，有的是充满敌意的“有罪推定”的氛围。哪怕一点儿支持也好，只是最低要求。”
布朗也赞成，在科学家们受到攻击时，大学的传播办公室应该更好地介入并为他们提供支持。
“我们生活在这个充满公众参与和研究交流的世界中，但当针对这个领域的气氛变得紧张时，[大学]却变得出奇地安静，”布朗说，“所有这类攻击，比如诉讼、诽谤威胁等，都在可怕地发生着，但最令人震惊的，是当你看到学者被其机构或同事们孤立时。”
爱丁堡的鲍尔徳称，当科学界内部产生分裂时，大学以及研究资助方也可以鼓励“关于偏见的、更广泛的讨论”，从而帮助科学家们找出不足之处。她说：“当提交期刊文章或资助计划时，我们会填写研究声明，但它的内容太狭窄了。我们并没有从更宽泛的角度去考虑偏见或者成见。”这凸显出科学领域的一些争议，实际上是由一些工作不到位引起的，比如对研究结果的摘选或研究方法的不透明度。她因而建议，应该围绕这类问题进行更好的对话和培训，避免对立的立场变得根深蒂固。
福克斯也同意这种观点，但还有一个重点是，对利益冲突的声明也应该扩大到反对科学家的人群中。福克斯举例说：“你是否因为撰写特定议程的书籍或者接受电视采访而获得经济利益？攻击科学家是否给你带来了更多曝光？这是需要商议的问题。”
问题在于，要对学术圈外人士进行利益冲突监管比圈内困难得多。京都大学（Kyoto University）的日本学者村中璃子（Riko Muranaka）因科普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的安全性而成为2017年马多克斯奖得主。她认为，在面对反疫苗人士和一小部分学者的强烈反对时，记者们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她撰文指出一项显示疫苗与脑损伤相关联的老鼠样本研究系伪造时，她受到威胁、被起诉并被指控收受了来自制药业的资金。“看到日本媒体并未明确报道这些指控真相的隐忧，我感到非常遗憾，”她告诉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多数认可我研究的记者选择保持沉默，只是私下向我发送了鼓励信息。”
不过科学家们自己也必须做好反击虚假流言的准备。据韦瑟利表示，他很晚才意识到这一点。他回忆说：“负责我们案件的警察也曾与受到动物权利团体攻击的科学家工作，他们对我们说，‘我们知道那些科学家在做什么，他们在设法找到治疗阿尔茨海默氏病的方法。但是我们不知道您在做什么。’我们没能对流言及时进行回应，这才让人们疑惑那些指控是不是真的。”
最终，韦瑟利创建了一个网站来反驳攻击者的指控，同时在上面展示他的著作或演示文件被故意篡改的地方。他坦言：“这样做确实有所帮助，但为时已晚。我们通常认为科学自身能证明一切。不过，科学虽然很好，但恐怕它并不能自己说明一切。”
回顾过去，韦瑟利认识到他应该更努力地与激进分子中的理性群体交流。“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领悟到你当然可以和持相同观点的人在一起，对我来说就是神经科医生、医师和新闻工作者们，但这也是一种浪费。你需要花更多时间和那些不同意你观点的人在一起。”
当然，这不意味着一定能保证成功。即使是政客，先不提广大公众，对那些不利于自己立场的科学也会有消极反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神经心理药理学“埃德蒙·J·萨夫拉”教授、前任英国内政部滥用药物咨询委员会主席大卫·纳特（David Nutt）在2009年遭解雇的事件就极富争议。在那之前，纳特称香烟与酒精对人体的伤害比迷幻药、大麻或摇头丸更大。时任内政大臣艾伦•约翰逊（Alan Johnson）称纳特必须离职，因为他“不能既担任政府顾问，又宣传反对政府政策”。
在接受泰晤士高等教育采访时，纳特表示他被解雇的争议至少将毒品政策的相关讨论推向公共领域。但是，可以公平地说，过去十年间英国的毒品政策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纳特也承认特朗普对气候变化的否认和戈夫对专家的否定言论令人沮丧。
“但作为科学家，我们必须站出来，”他补充说，“也许我们无力改变什么，但我们至少应该继续努力。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无异于让他们随意编造事实。科学家们如果不站在真相这一边，那我们就只剩下接受政客想要的一切。”
福克斯也呼吁科学家们继续参与说服公众这项有意义的努力中，即便迅速看到成效的前景很渺茫。
她指出：“不管特朗普及其对气候变化的看法如何，各方对它正在发生的事实已达成基本共识。考虑到各种力量的相互影响，这确实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对气候科学成就的致敬。我十分清楚如果各方停止交流，那是最坏的情况；但我不能说在任何情况下交流就一定能奏效。”
关于未来，布朗表示自己“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但绝不是和平主义者。比起坐看这些事情发生，不如有所作为，”她还敦促称，“ [科学家]的确拥有公共责任感。如果我们放弃这一点，且不说作为学术社区，而是作为一个社会，这都将是一个巨大代价。”
anna.mckie@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Jing Liu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后记
Print headline: Is defending expertise a fool’s err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