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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全球成千上万的科学家是为了个人荣誉而竞相寻找抗击新冠病毒的有效疗法或疫苗，这是十分无礼的。在他们看来，这场竞赛不是与彼此竞争，而是与时间竞争。其奖赏是全球健康——而不是900万瑞典克朗（约700万人民币）和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无需保持社交距离的盛大晚宴。
然而，虽已看到这种利他主义的决心，许多人仍然觉得有必要提供或提议设置大笔现金以奖励抗击病毒工作。其中就真的包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2018年经济学奖得主之一保罗·罗默（Paul Romer）今年5月告诉泰晤士高等教育，一项价值10亿英镑（约90亿人民币）的奖金将激励美国大学每天为1000万人提供新冠病毒测试。
此外，不难预测，新冠病毒的征服者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将名列诺贝尔基金会的支出报表上。但是，到底邀请谁来参加庆功宴可能给基金会带来难题，就像要在病毒的盔甲上找到一条裂缝一样棘手。
在一个大型团队科学的时代，诺贝尔化学、物理学、生理学或医学奖每项最多3人获奖的名额限制问题日益狭隘且难以持续。随着成千上万的人共同承担抗击新冠病毒的重任，我们是否终于可以说，是时候重新审视诺贝尔奖关注天才个体而非有效团队合作的合理性了？
英国皇家天文学家、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前主席马丁·里斯（Martin Rees）表示：“（关于新冠病毒研究）有太多值得表扬的人、值得称赞的事迹——我不明白如何只认可一个人的贡献。”里斯先生长期以来坚持批评诺贝尔奖对获奖名额的限制。“如果有人想出了一种全新的杀毒方法，他们可能值得拥有诺贝尔奖，但这些科研项目通常涉及很多很多人。有时候，把诺贝尔奖颁给个人是对的，但忽视大团队的工作就错了。”
里斯说，例如在物理学领域，大约两组共约30名研究人员参与了宇宙加速膨胀的发现。然而，2011年诺贝尔奖对这一突破的认可“只奖励了3个人，尽管其他几位研究者的表现和获奖者一样出色”。
因此，对于里斯来说，最近层出不穷的、允许较大型团队获奖的那些新奖项是令人欣喜的一步。他说：“诺贝尔奖的主导地位是不健康的，应该设立其他奖项以不同的标准和领域来获得大众的认可。”
根据2018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PNAS）上的一项研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科学奖项的数量每25年翻一番；到2018年，在生物、化学、物理、数学或联合领域已颁发了350多个著名奖项。
较早的奖项包括：英国皇家学会的最高荣誉——科普利奖章（Copley Medal），该奖首次颁发于1731年，现在的奖金为2.5万英镑（约23万人民币）；自1936年起每4年授予最多4位年龄在40岁以下数学家的菲尔兹奖（Fields Medal），奖金为1.5万加元（约7.8万人民币）；以及有时也被称为“美国诺贝尔奖”的拉斯克医学奖（Lasker Awards in medical science），自1945年以来每年颁发25万美元（约174万人民币）奖金。
但最近出现了大量奖金丰厚的奖项。在这些奖项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科学领域中奖金最多的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该奖项为数学、基础物理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获奖者每人提供300万美元（约2091万人民币），去年总计发放了2160万美元（约1.5亿人民币）奖金。虽然数学和物理学奖每年仅授予一位获奖者，而生命科学奖每年授予4位获奖者，但2020年的物理学奖由事件视界望远镜合作组织（Event Horizon Telescope Collaboration）的347名成员平分，该组织最近揭示了黑洞的本质。
虽然有着硅谷一众著名亿万富翁的支持，包括脸书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谷歌的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但有着“科学界奥斯卡”之称的突破奖也因为试图将好莱坞名人文化与科学相结合而受到批评，甚或令人感到困惑。突破奖获得者从演员、运动员、超模到各种科技企业家，不一而足；最近的主持人包括詹姆斯·柯登（James Corden）、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和皮尔斯·布鲁斯南（Pierce Brosnan）。
在2018年，英国天体物理学家乔斯林·贝尔·伯奈尔（Jocelyn Bell Burnell）因1967年与他人共同利用射电望远镜发现第一颗脉冲星而获得了突破奖，她的博士生导师安东尼·赫沃希（Antony Hewish）曾凭此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奖。伯奈尔本人否认了这一争议，但她决定将全部奖金捐给一项为女性、少数族裔和难民物理学研究人员提供的奖学金，这提高了该奖项的知名度。
其他最近设立的奖项也覆盖了诺贝尔奖已包含的一些类别。例如，成立于2004年的邵逸夫奖（Shaw Prize）涵盖天文学、数学科学、生命科学和医学。此奖号称“东方诺贝尔奖”，由香港慈善家邵逸夫爵士（Sir Run Run Shaw）提供资金，每类奖金120万英镑（约1092万人民币），与诺贝尔奖一样，最多由3人分享。
但是，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使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医学领域，只有5个子领域占据了1995年至2017年颁发的诺贝尔奖的一半以上。而且里斯说，一些新奖项有效填补了诺贝尔奖的某些空白领域，包括由挪威亿万富翁弗雷德·科维里（Fred Kavli）创立的科维里奖（Kavli Prize）。该奖项与挪威科学与文学院（Norwegian Academy of Science and Letters）联合运营。自2008年以来，该奖每两年向天体物理学、纳米科学和神经科学领域的杰出学者颁发100万美元（约697万人民币）奖金。虽然没有公开规定领奖人数的上限，但该奖一般限于3名或以下获奖者，仅有一次是4个人共享一份奖金。
同时，由台湾地产大亨尹衍梁（Samuel Yin）创立的、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唐奖（Tang Prize）颁发约4000万新台币（约948万人民币）的奖金，上限为3位获奖者（或机构）。该奖还另外提供一份1000万新台币（约237万人民币）的科研资助金，涵盖4个领域，包括可持续发展、生物制药科学、汉学和“法治”。
然而，这些奖励的目的是什么呢？它们能激励研究人员投身于伟大事业吗？能稳固科学在公众思想中的地位吗？能确保最优秀的科学家得到凭其才华和努力工作应得的、但是大学几乎负担不起的回报吗？还是它们会挖掘并鼓励看似价值不高的动机和行为？
“几乎每个学科的年轻学生都曾幻想过荣获诺贝尔奖。”200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文卡特拉曼·拉马克里希南（Venki Ramakrishnan）在其2018年出版的《基因机器》（Gene Machine）一书中说：“但随着我们逐渐成熟，这些幻想很快就会被现实取代……（所以）没有人会抱着最终获得大奖的想法进入某个研究领域。”
然而，他补充说“科学家也是人”，而且“和其他人一样，我们也可能雄心勃勃、争强好胜、渴望得到认可。科研奖励没有增强一种工作本身就是回报的感觉，而是让科研人员更加渴望显得与众不同，渴望在研究过程的几乎每个阶段都比同行出色……这是人类渴望得到同仁尊重的天性作怪”。
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物理学教授菲利普·莫里亚蒂（Philip Moriarty）补充道，当人们错失奖项时，自我中心和渴望认可这二者是何等地紧密联系就会显露出来。尽管他很“幸运”地没有直接参与追逐奖金，但他知道这种行为还在继续。例如，莫里亚蒂曾听说，“某些学者在未能成为皇家学会成员时非常恼火”，“但这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他们的科研还不完全清楚。”他小心地说：“科研完全与出版物和期刊声望有关：被引数量影响获奖情况，获奖情况又影响被引数量……能在《科学》与《自然》发论文会对获得会议演讲邀请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是的，他们所做的科研工作通常也确实是开创性的，但期刊声望、会议邀请、知名度和奖项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
在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生物科学副教授大卫·桑德斯（David Sanders）看来，以往获奖情况可能成为研究经费和职务分配的依据，这往往是不恰当的，他认为：“很多（人）实际上是对自己评价他人的能力没有信心，从而使用之前他人颁发的奖项来辅助决策。”事实上，他进一步指出，虽然奖项可以在突出科学家对社会的贡献方面发挥有用的作用，但它们“往往是一种朋友之间互相奖励的方式，而不能真正衡量科学成就”。
2018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刊登了一篇由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研究员吴以芳·马（Yifang Ma）和布莱恩·尤兹（Brian Uzzi）撰写的论文证实了获奖者是某一专属的排他性团体。研究人员分析了自1900年以来的307个主要奖项，发现近2/3的获奖者在其职业生涯中至少获得过两个奖项，近14%的人赢得了5个奖项，有些人的获奖记录多达20个。例如，雷纳·韦斯（Rainer Weiss）因其在探测引力波方面的贡献而成为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者之一，而他之前已经赢得了创立于1979年爱因斯坦奖（Einstein Medal）和邵逸夫奖。
研究人员推断，科研获奖团体规模很小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科学的跨学科性逐渐增强，这使得有重要发现的研究人员能在多个学科内赢得奖项——例如，尽管文卡特拉曼·拉马克里希南是一位生物学家，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但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前副校长、最近主持了对英国皇家化学学会（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奖项组合评审会议的杰里米•桑德斯（Jeremy Sanders）表示，将奖项大量颁发给几位科学“超级明星”，可能也反映出奖项组织者希望“沾光”的愿望。
桑德斯说：“当大学把荣誉学位授予那些获奖多到不知如何处理的学者时，你会看到同样的效果——这个荣誉实际上也属于授予学位的机构。”虽然获奖者对于打造奖项的声誉十分重要，但是选择相同的候选人也可能会适得其反，他补充说：“当剑桥想授予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荣誉学位时，还有7所大学想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它们在白金汉宫举行了一个特殊的、多个学位的授予仪式。”
桑德斯认为，某些学者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获得太多的奖项并不十分“健康”，因为“由期望搭建成的阶梯”让某些科学家进入了奖项委员会的视线，而大器晚成者或研究“非常规”内容的学者则更难获得赞誉。桑德斯说：“需要特别关注那些在早期没有获奖的处于职业生涯中、后期的研究人员。”其审查小组还建议奖项倾斜给团队科学、技术人员和跨学科研究“以反映现在的科学是如何运作的”。
该团队于去年12月发表的报告也提到了裙带关系的问题：在1821名包括获奖者、评委和科学家的受访者中，有41%的人认为这是个问题。这一点在马和尤兹对超过1万名获奖者的分析中也得到了证实，他们发现与获奖者合著或由获奖者授课的科学家更有可能多次获奖。马和尤兹补充说，这群“紧密联结的科学团体”主导了奖项，这可能会让他们“容易受到内部群体思维的影响，把好的想法挡在门外，或者造成群体内偏见”。
娜兹拉·卡罗蒂娜（Nazira Karodia）是伍尔弗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Wolverhampton）的一名科学教育教授，也是该校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同时兼任英国皇家化学学会评审机构成员。她认为，就算我们努力保持警惕，年长的白人男性教授在学术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可能会导致对女性、同性恋者和少数族裔的“结构性和文化偏见，即便这或许是无意识的”。她解释道:“为了获得成功或引起注意，这群人往往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工作——这可能会令人沮丧和气馁。”
当然，诺贝尔奖长期以来因其女性获奖人数很少而备受争议。自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成立以来，只有两位女性获得过该奖项。而在初始的科学奖项中，自1901年，只有3位女性获得过物理学奖、5位获得过化学奖、12位获得过生理学或医学奖。最近设立的奖项似乎也没有打破这种模式。例如，在数学领域，突破奖只授予了11名男性，没有女性；在生命科学领域，这一比例为38比10；在物理学领域，贝尔·伯奈尔（Bell Burnell）是仅有的两位女性个人奖得主之一，其余的45名均为男性。
有时有人认为，女性获奖率低的部分原因可能与获奖人数的限制有关，因为女性更有可能注重团队协作，而男性则更有可能追求个人荣誉。对此说法，剑桥丘吉尔学院（Churchill College）院长、物理学家阿西纳·唐纳德爵士（Dame Athene Donald）表示怀疑。 “但我确实认为，有些人更希望看到下一代繁荣昌盛，而不是自己获奖。” 她补充称：“在这个群体中，女性的比例可能高于男性，但我认为情况并不明确。”
但她也同意诺贝尔奖和其他类似奖项“偏向个人主义，辜负了优秀的团队和协作精神”，她认为应该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时“重新全盘考虑激励机制在学术界的作用，并认真考虑不仅仅是凭简单的引用指标颁奖，在培育下一代或者做一个好公民方面应给予同样的奖励”。
或许，克服偏见的一种方法是为那些特定的、饱受期待但尚未实现的突破提供奖励：第一个提出解决方案的人，无论他们的背景如何，都能获得奖励。英国商业智库企业家网络（Entrepreneurs Network）创新主管安东·豪斯（Anton Howes）表示，此类奖项在取得成果方面有着令人惊叹的历史。作为皇家文艺学会（Royal Society of Arts）特聘历史学家，他研究了18、19世纪通过向找到解决方法的人颁发现金和奖章而推动社会发生非凡进步的历史。这催生了救生艇、建筑工地的新型安全起重机和“烟囱清洗器”等发明。“烟囱清洗器”是一种廉价、灵活、可伸缩的刷子，烟囱清洁童工不再需要爬上烟囱管进行清理。
在现代，英国政府重启了在18世纪为一种测定船只经度的设备颁发的“经度奖”，以寻求一种能让医生“在正确时间使用正确抗生素”的方法，从而降低抗生素耐药性。豪斯自己也引用说，乔治墩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最近宣布设置100万美元的奖金来帮助加速抗击新冠病毒的创新研究。尽管他对“任何化学家或物理学家从事科学研究就是为了获得诺贝尔奖”表示怀疑，但他确实相信，现金奖励能够激励科学产生突破。
当然，风险在于，利润丰厚的竞争也直接助长了对传统奖项批评者所哀叹的个人主义行为。正如里斯指出的那样，奖金最初的目的——支持获奖者的研究——已经被其他资助机制取代，这意味着获奖者现在将所有的钱装进口袋供自己使用。
那么，完全废除奖金会不会更好呢？
莫里亚蒂“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奖项的人，因为它们并没有反映出科学高度合作的本质；很多时候，那些真正做过研究的人都被忽视了，因为团队的领导得到了所有的喝彩，即便他们上一次进入实验室是在1997年”。然而，他建议，奖金“可以以一种有益的方式被加以利用，以提高弱势群体的知名度和受认可度”。
但卡罗蒂娜不赞成单独为女性或少数族裔颁发奖项的想法，“因为背景不同而被认可，实际是一种贬低。没有人愿意受到那样的‘优待’”。相反，她主张对颁奖委员会进行“敏感度培训”，以帮助他们“更仔细地观察、更深入地钻研，并在不那么被凸显的候选人身上寻找长处”。
她补充称，获奖人数也应该增加。比如，科学可以效仿2020年的特纳艺术奖（Turner Prize for art）——该奖项取消了今年的颁奖，取而代之的是，向10位有资格获奖的艺术家每人捐赠1万英镑（约9万人民币）。 “我们需要开始把眼光从‘神童’或‘明星’转向团体卓越。” 她认为，“努力合作或让更多不相关人士分享奖励”的做法，能够“弘扬表彰的精神，从而取得更大的效果”。在20世纪80年代末，大卫·桑德斯甚至认为，诺贝尔奖应该被取代（或者至少补充）一个“明星分子奖”（Molecule of the Year），这个想法被当时的《自然》杂志主编兼桑德斯的导师小丹尼尔·E·科什兰（Daniel E. Koshland Jr）采用，因为这个提名“使研究领域里的每个人都感到自豪”。
在里斯看来，赞扬个别科学家反映出了对现代科学运作方式的曲解。此外，如果在所有问题上，无论是科学的还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戴花冠的少数人都被视为绝对正确的圣人，那么这对获奖者和社会都是有害的。里斯说：“公众认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智者，但这个奖项只认可一个杰出的贡献——（一位获奖者）能否获得认可可能只是运气的缘故。”里斯还补充说：“他们通常并不比其他大学教授更了解自己领域之外的事情。”
一项对近年诺贝尔奖得主终身成就的新分析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实际上并不比大多数资深科学家更杰出。根据今年2月发表在《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期刊上的论文《诺贝尔奖得主并不热门》(Nobel laureates are not hot），在2010年至2019年的97名诺贝尔科学奖和经济学奖得主中，只有1/3的人位列全球被引用次数最多的6000名科学家之中。最近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Interface）上的一篇论文补充说，诺贝尔奖得主在获奖之前的职业生涯“遵循了与普通科学家相对类似的模式，即有接连获胜的特点并且越来越依赖合作”。
皇家化学学会的桑德斯承认，诺贝尔奖继续以牺牲团队为代价来褒奖个人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他说：“通常很难记住是谁提出了一个科学观点，因为团队成员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不该挑选团队领导者作为奖励。”但他承认，就皇家化学学会而言，改革奖金标准可能会很困难，因为该协会是“一个拥有数千名成员的民主组织，而且其行事方式并不能使人人都满意”。他指出，根据具体的指导方针来改写捐助者捐赠的奖金规则也是一项微妙的工作。
尽管如此，对许多人来说，改革的呼声是压倒性的。对于唐纳德爵士来说，诺贝尔奖“极大地扭曲了科学观”，因为它“给人们——不仅仅是公众——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扭曲的观点”，不仅是关于现代科学是如何进行的，而且是关于“科学有哪些‘重要’领域”。对她来说，现在是时候奖励“团队科学”了，不仅是在高能物理领域，而是在所有领域。
她反思道：“合作科学并不罕见，这是常态。”
一丹奖（Yidan Prize）:普及一个领域的教育？
在科学、工程和数学奖项激增的同时，教育奖项一直被授予者所忽视。直到最近，中国亿万富翁陈一丹推出了“一丹奖”，向两位获奖者颁发1500万港元（约1347万人民币）的现金奖励，其中一位是研究领域的获奖者，另一位则是“教育发展”领域的获奖者。获奖者也会得到同样的奖金来扩大他们的研究规模。
该奖项于2017年首次颁发，但其慷慨之举引发了教育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该学科是否应该颁发奖项。当教育学者仍不同意教育学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如教学班级规模是否真的对教学有影响或者学生是否应该按照能力分类，到底该将巨额奖金颁给“对教育有着杰出贡献的优秀研究”，还是“解决教育领域的迫切挑战的创新想法”？
“教育被称为‘邪恶的问题’，因为有太多的变量——已知的和未知的——让我们无法相信我们有‘正确’答案。”波士顿梅里马克学院（Merrimack College in Boston）教育和社会政策学院的丹·萨洛芬-布丁（Dan Sarofian-Butin）教授解释说：“我们总是在更好或更坏的情况下挣扎。”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教育与技能主管、一丹奖评委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Andreas Schleicher）也承认这个问题。
“物理学家围绕公认的原则和既定的专业实践进行交流和合作，” 施莱歇尔解释说，他在进入研究领域之前接受过物理学训练。“相比之下，教育工作者试图单独看待每个孩子，甚至没有一套一致同意的概念来让我们讨论想法或研究。”
但他补充称，对教育工作者来说，采用研究得出的教学方法仍然至关重要，而一丹奖在突出哪些方法行之有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医生们不仔细研究目前所开发的最有效的治疗症状的方法，就不会认为自己是专业人员，也不会考虑开发自己的药物。” 他说：“在教育方面，我们倾向于用同样的方法来教所有的学生，给予他们同样的治疗。有时，在学年结束时，我们会诊断治疗是否有效。”
他还指出了一个关于教育奖项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他说，该学科的研究仍将是一种小规模的“家庭作坊式产业”，除非找到方法使其“更引人注目，并（通过）围绕基础研究原理开展大量关键性努力，将其从高度分散的方法中转变出来，否则教育将仍然是一种家庭作坊式产业”。
纽约非营利教育组织语言、教育和社区发展中心（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Languages, education, and Communities）的创始人法布里·朱蒙（Fabrice Jaumont）解释说，一丹奖是中国新一波慈善浪潮的一部分。到2017年，中国已经建立了2000多个教育基金会。“一些基金会也把重点放在研究和宣传方案上，以期改善整个教育领域，并提高对幼儿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朱蒙认为，奖金可以在这个新的生态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以突出新想法和有价值的事业。他表示：“所有行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不希望看到教育被排除在这种新传统之外。”
其他人则不确定奖项是否真的能鼓励创新。“对我来说，给名人颁奖是一个相当自私的过程，” 萨洛芬-布丁说：“把大奖颁给重要人物没有错，但这并不能真正促进改变。如果我们的目标真的是在我们的课堂上播撒创新的种子并使之有所不同，我们就必须寻找那些真正通过不同的方式在基层产生影响的实践。这些东西很难找到，也很难做，但这就是真正创新的来源。”
Jack.Grove@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