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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白雪覆盖的瑞典北部，更让我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学术世界”
我感到最幸福的一段时间是1989年，那大约是我学术生涯刚开始的十年。我当时是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的一名高级讲师，但正在瑞典的于默奥（Umeå）休假，准备做一场与我的博士论文相关的公开演讲——是那一年一系列演讲的主题之一。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演讲者，他们的文章我都赏读过。
那个时候发生了许多事情。在几年合同到期之后，我在喜欢的学校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按照今天的标准，教学工作量非常合理，长期的教研积累让我觉得自己能够胜任我所做的工作。我不关心自己是否会在学术职称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所以没有给自己施加过大压力。我也没有受到外部的过度压力——在澳大利亚的大学里，那时的生活还没有深受多种绩效指标和争夺拨款的压力的驱动。
但令我激动的是，作为一个工薪阶层出身的人，我有幸在大学工作，而且其他国家的人对我的写作感兴趣，并有机会与他们接触和交流。
在我家的小镇周围，围绕我的名字的话题（“’所有学生’包括女孩吗？”）被张贴在海报上，我记得我给一个朋友写信说，我这个在澳大利亚偏僻地区（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有着性别歧视的、见识浅薄的地方）长大的人，受邀在瑞典做一个关于自己工作的讲座，这是多么难以置信。在我的印象（当然也是成见）中，瑞典是现代性和开明的性别关系的象征。
虽然我现在独自坐在白雪覆盖的瑞典北部，把我的两个年幼的孩子留在了夏天的澳大利亚，但是更让我有一种真正进入全球学术世界的感觉。从那以后，我有过很多的快乐时光，感受了其他的快乐，但从未再像那时完全不被工作的喜忧参半所拖累。
对许多人来说，学术生涯的主要幸福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影响，并将持续影响下去。但在社会科学中，你也会意识到世界——包括思想世界——发展得那么快。
尽管如此，思想交流和发展研究的智力刺激一直是快乐的主要来源，而这些不仅仅存在于学术的研究和写作部分。教学和指导研究生通常被认为至少是这一智力乐趣的一部分。但我发现，在大学和研究委员会中，更高级别的、与管理相关的职位也有这种乐趣——评估拨款、跨学院工作、在晋升和任命委员会服务、讨论资金或新发展的方向。但这些工作的巨大工作量和零和因素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学术界继续前进、变得更资深会带来一些特别的快乐：看到那些受到监督或指导的人表现良好；与大学里的不同群体平等融合；（有时）有效并公正地管理委员会和程序流程；以及倡导和实现变革，尤其是与大学女性有关的变革。但这些往往更像是满足感，而不是“幸福”。
外部对成功的认可和标志（尤其是授予奖励）确实会给人更接近全然的快乐。但是，在你职业生涯的那个时刻，你知道这一刻的光亮很快就会过去，而你会被要求从头再来一次。
林恩·耶茨（Lyn Yates）系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墨尔本教育研究生院的荣誉教授，曾任分管研究的副校长。
“如果那时有人问我什么能让我快乐，我可能会指向系主任一职”
在诸多困难的职业时刻以及更多美好的职业时机中，我很难找出哪一段是我最快乐的。但或许审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会有所帮助，因为它是成为大学一员所能带来的挑战、兴奋和联结的缩影。
当我在一个周五的活动上与和蔼的系主任闲聊时，这些挑战在我的头脑中凸显出来。谈话结束时，他说他总是很喜欢和研究生交谈，因为他们正处于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作为一名资深学者，他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后排列着一长串显赫的著作，他让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广为接受的明智之言。
我毫不怀疑他是想鼓励我，但我的理解却不是这样。下面的话有点刻薄，我认为他的自信不是因为他的经历，而是因为他已经过于习惯学生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记在心中，却没有意识到在很多情况下，这只是因为学生觉得这些字可能会出现在考试中。
我并不喜欢读博，这更加剧了我的尖酸刻薄。我真地想知道我正在研究的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或者更具体地说，我是否可以解决它。和许多博士生一样，我靠奖学金生活，而那只相当于“现实世界”中朋友们薪水的一小部分，但我也敏锐地意识到，没有人会说两年未完成博士学业是一段很好的经历。
如果当时有人问我什么能让我快乐，我可能会指向系主任一职。我从未想过自己能获得终身教授的安全感，拥有公认专家的自信，以及系里顶尖人物的地位（和薪水）。但我真的认为，如果我做到了，我就会在职业上得到真正的满足。
后来的故事是，我确实当上了系主任。从那以后，我非常幸运地获得了另一些令人振奋、富有挑战性和成就感的职位和经历，这些都远远超出了我的期望。然而，正如特蕾莎修女曾说过的那样：“有回应的祈祷比没有回应的祈祷流下的眼泪更多。”距离那次谈话已经30年了，我希望我能更好地理解在学术生涯中追求快乐的困难。
这些困难往往始于大学高层领导的劝导：要发挥影响力、要创新、要激励学生、要获得资助、要在教学调查中取得高分，同时还要实现传说中的工作与生活平衡。这些多重优先要求采取走钢丝行动，而新冠疫情使这一行动变得更加困难。
即使是系主任和院长也不能免受压力。虽然他们因担任的角色得到了认可（和奖励），但他们也被期望以练达的手段管理和激发他们所负责的伪民主，同时执行像我这样的大学教务长推出的时而严厉的政策。这可能是另一种走钢丝行为，往往同样危险。
这种压力往往是人们（包括我自己）最初被大学吸引的核心原因：一是我们可以自主追求、推进重要思想，创造新的认识；二是我们可以全情投入创新，并寻求揭示独特而有价值的见解；三是我们将成为一个支持性社区的组成部分，这个社区因为它的多样性（不限于此）而变得更强大。后疫情时代，我们追本溯源，继续联系并寻找在大学生活中找到快乐的方式，可以说此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最终，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找到了这种快乐。在意识到自己能够揭示对核心问题的独特见解后，我逐渐爱上了我的研究项目。我得到了导师和朋友的支持，也发现有机会研究自己的想法真的很令人兴奋。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期待第二天早上能得到实验结果而彻夜难眠。
那段时光一直提醒着我，为什么我相信大学的使命，为什么我继续热爱在这个行业工作。虽然我的前任系主任的智慧在当时没有得到赏识，但我终究很高兴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尼克·史密斯（Nic Smith）系昆士兰科技大学（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教务长和工程学教授。
“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才找回就读研究生院时的乐趣和自由”
这是我的自白，也注定会让我交不到什么朋友：我在研究生院的时候很快乐。这促使我在毕业后对就业抱有较低的期望。当时我正在学习古英语，我所在系的格言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死后，他们不会被取代。”尽管如此，我还是一个北美移民，如果遵循父母的意愿，我就要去读医或法律。像我这样背景的人花五年时间研究文学和中世纪，还让别人付钱，这感觉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奢侈。
因为读博是为了自我满足，所以我带着一种探索和玩耍的感觉。我在学习中世纪语言的同时还学习了现代语言。我写了很烂的诗，还买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廉价学生票。我的研讨会论文也很有趣。我在一篇关于18世纪仿写脚注的文章中插入了虚假的参考文献，并以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风格写了一篇关于皮尔斯·普洛曼（Piers Plowman）的分析文章，这篇文章太过以假乱真，几乎又令人信服了。
一位一直很有耐心的教授写道，我给他写的关于化妆品历史的文章更像是一篇杂志文章（我本应该接受这个建议，并照做）。我知道我不太可能被传统的男性主导的学界所接受，所以我没有试图让自己适应他们的喜好。我很享受我的思想自由。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完成博士学位之前，我获得了终身教授的职位，我的学术经历发生了变化。我现在失去了一些东西。曾经的玩耍变成了“工作”。这样做的问题不在于劳动量（当时我很乐意在办公室里待到半夜），而是感觉我必须迎合所有资深同事的见解，无论是在大学里还是在整个学界。
我的智力爱好没有改变：我仍然希望广泛阅读，写各种体裁的文章，而不仅仅是中世纪文学。但我很快发现，助理教授应该一心一意地争取终身教职。我永远不会忘记部门指定的“导师”在得知我在周末上法语课时对我的斥责。碰巧，我正在复习法语，准备参加即将在普瓦捷举行的中世纪主义会议，但她认为这是我缺乏奉献精神的又一个证明。我了解到学术界并不像重视狭隘的专业化水平那样重视好奇心和学识。
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才恢复了在研究生院时的乐趣和自由。终身教职给了我帮助。我拒绝了其他地方那些有声望的终身教职的工作机会，牺牲了自己的身心健康来获得它，但我仍然过了很多年才接受自己不再接受考验的事实。但当我终于明白后，我又带着一种快乐和发现的感觉开始写作。
我写中世纪文学，也写移民小说、美食回忆录和舞蹈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我开始重新学习语言——希伯来语、意第绪语、意大利语——这些语言都不是为了研究目的。我现在教的课程既与我的研究有关，也与我的公共写作项目有关，有时是根据学生的要求。
终身教职使我的教学和服务工作量增加了一倍多，但它还给了我一种无价的内在自由：一种不受狭隘的学科或领域限制、不受他人评判的、智慧的、创造性生活的自由。
伊琳娜·杜米特雷斯库（Irina Dumitrescu）系波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中世纪英语研究教授。
“通过我的团队的研究和倡导，我真的觉得我在为改善世界尽自己的一份力”
如果你在一两年内问我职业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刻，我很可能会回答是我现在担任白金汉大学（University of Buckingham）校长的时候。有什么能超越领导英国顶尖私立大学的感受呢？这所大学象征着卓越知识、独立和言论自由的灯塔。
然而，我现在只做了一年半的工作，只能专注于大学令人兴奋的未来，而不是透过后视镜，解决重大的过去问题。
因此，就本次话题我选择1998年以后的十年——那时我38岁，刚成为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的终身教授。终于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不是之前一直在做的那些没有保障的合同工，真是一种解脱。我喜欢这个头衔——“教授”。它给了我信心，让我知道我的学术工作至少在一些神圣的领域是合格的——即使，作为一个接受电台和电视公开激辩的保守党学者，我永远都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我。(事实上，我当时的老板最近在晚餐时告诉我，一些教授甚至在那时就想“解雇”我，我当时一点都没察觉到这个职业生涯的威胁，真是多亏了纽卡斯尔大学的言而有信。)
40岁的时候，在印度海得拉巴的贫民窟里，我有了最非凡的顿悟。那时我的研究方向是发展中国家的私立教育。人人都知道私立教育是特权阶层的专利，但我希望我的毕生事业是为穷人服务。在为世界银行（World Bank）旗下的私人金融机构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做咨询工作的休息日，我在一条黑暗的小巷里漫步，偶然发现了一所学校——一所为贫困社区服务的低成本私立学校。然后我找到了另一家，很快我就加入了一个由500多所低成本私立学校组成的联盟。我意识到私立教育对穷人和其他人一样适用。我的学术生活的重心完全改变了。
从约翰·邓普顿基金会（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获得大笔研究经费后，我开始研究西非、东非、印度的贫民窟和中国农村的低成本私立学校，然后又去了一些饱受战争蹂躏的非洲国家。在纽卡斯尔大学，我身边有一群很棒的学者，我们在世界各地创建了团队，低成本私立学校运动真正开始了。
一开始，我遭到了否定和驳斥：“图利正在犁一条孤独的犁沟，愿他能持之以恒。”然而，在那个时期结束时，我在这个重要的新领域获得了国家和国际的研发奖项，最终在第一届英国《金融时报》/国际金融公司私营部门发展竞赛单元中获得了金奖。
那是令人兴奋的日子。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做研究，记载如何发挥教育中的企业家精神，在没有政府或国际机构帮助的情况下解决问题，这些都是无与伦比的经历。在生活中做好事是很难的，但我真的觉得，通过我的团队的研究和基于研究的倡导，我正在为改善世界尽自己的一份力。
在这方面，我仍然有几个项目在进行中，随着事态在这里稳定下来，我希望白金汉大学成为这一领域的全球卓越中心。也许这样我才能把这两部分生活结合在一起。领导一所全球性的卓越大学，触及其他大学无法触及的部分，这种感觉真的无与伦比。
詹姆斯·图利（James Tooley）系白金汉大学（University of Buckingham）的校长。
“我的职业生涯既不快乐也不安全。舒适是笼子，幸福是诱饵”
1992年，我以导师和临时讲师的身份（当时被称为“教学学徒”）教授了第一门课程。我30年的学术生涯横跨4个国家的9所大学。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沉浸在恐惧、厌恶和绝望之中，偶尔会有希望，经常会为同事和学生的教学、学习和研究感到骄傲。
我没有在名校里做稳定工作的特权，工作的学科也没有受到各国政府的尊重。相反，我从一个玻璃悬崖跳到另一个玻璃悬崖：合同工可以看到公司的全景，但缺乏向任何方向发展的能力。最近处在玻璃悬崖上的人很多。我们现在都是无产者。
在我职业生涯的头10年里，我学习了当教师的技艺。第二个10年成就了我的研究轨迹和专业知识。第三个10年包含了领导职位，所以我可以开始践行——尽管是在那些玻璃悬崖上——对同僚、合作和追随者的承诺。
我没有坐在学术生活的停车场里。我去参加舞会了。有时，这样做的结果是身体撞击、破坏。常常令人失望。这种舞蹈的入场费很高。作为学者，我们失去了家的感觉。在过去的15年里，我住过26个月的临时住所，包括汽车旅馆、酒店、民宿和Airbnb。这个数字还在增长。高等教育的不稳定不仅影响了教学和研究，也影响了家庭生活。在这26个月里（而且还在继续），我一直带着两个行李箱，偶尔还带着微波炉这样“方便”的东西。
为什么？因为唯一比接受一所善变大学的危险职位更糟糕的决定就是在当地买房子。起初，我学会了静心观察领导力和追随力的日常生活体验，评估大学的稳定性。然后，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从加州旅馆退房。我的一位资深同事就没那么谨慎了，他在经济衰退期间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最终在两个国家拥有了3套房子，而这压垮了他的生活、他的婚姻。
所以我的职业生涯既不快乐也不安全。但舒适是笼子，幸福是诱饵。幸福从来都不是我的目标。知识的发现和传播，正直、正派、善良和同理心是我追求的重点。偶尔，当辛酸的居无定所的漂泊轨迹失控时，教学、研究和领导力的巅峰时刻也会带来震撼人心的体验。鼓舞人心、奇妙无比。
当我回顾这些所有国家的所有工作时，我的结论是，我最满意和最充实的是在英格兰北部一所不起眼的大学担任创意媒体系的教授和系主任。那时没有把时间浪费在排名或国际宣传上。相反，每一天都启发人心、充满乐趣。同事之间谈笑风生、高谈阔论。那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教过的最杰出的一届大一学生。那里的环境很艰苦。但从那种残酷中锻造出一种惊人的美。
我的那份工作合同非常不稳定：工资很低，会提前一个月发给我解雇通知，高层领导既可怕又无情。因此，当我有机会到澳大利亚当校长，获得一个相对更稳定的工作时，我跳到了那个稍微不那么脆弱的悬崖上。
在这个新地方，我交到了很多好朋友，扎实地开展学术工作。但在英格兰北部，我才觉得自己对社区和大学很有用。我在那里呆的时间不长，但我对高等教育的大部分激情和大部分希望仍然停留在那里。
引用克里斯托弗·埃克莱斯顿（Christopher Eccleston）在《神秘博士》(Doctor Who）中的那句化用：“很多星球都有一个北方。”我希望你有一个指南针来找到你的北方。但是你知道吗，当你真的发现它的时候，你将不得不离开了。
塔拉·布拉巴松（Tara Brabazon）系弗林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文化研究教授。她今年出版了两本书:《学术生活的12条法则——关于教学、学习、政治和乔丹·彼得森的暴躁女权指南》（斯普林格出版）和《逗号：如何重启、重修和重设你的博士学位》（Author’s Republic出版）。
“我对获得终身教职没有太大期望。不过，这丝毫没有减弱我揭秘历史的兴奋之情”
声称职业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它成为一份带薪职业之前，这也许不过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学者的叹息罢了。也许这也是一个更喜欢翻看别人的过去而不是自己的过去的历史学家的伤感逃避。
或者，就像19世纪法国作家司汤达（Stendhal）所说的那样，当我们自认为有充分理由期待幸福时，我们就是最幸福的。然而，当这种期待成为现实时，就发现自己会像司汤达笔下的英雄们那样问道：“Quoi! n’est-ce que ça？”（什么？就这些吗?）
但有时，某种体验确实会接近真正的幸福。而且，司汤达也知道，那大多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即使那段青春岁月里我们只是名研究生。
考虑到当今年轻学者惨淡的职业前景，把我的毕业岁月描述为我最快乐的时光似乎有些不合人意。但20世纪80年代的就业市场只比现在稍微好一点，我对找到一个终身职位也没有太大的期望。不过，这丝毫没有减弱我揭秘历史的兴奋之情。
我当时刚接触历史学——我修了哲学学士学位——正如L·P·哈特利那句老调重弹的话，过去是异域之地。是的，那儿的人干的事确实有所不同，而我研究的19世纪的人碰巧是法国人真是一点儿也不意外。但那些人是在一个历史性时刻采取了不同的行动，正如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所言，当时时间本身似乎在加速，西方世界陷入了他所谓的“永久危机”。这一切当然很可怕，然而简单来说，也很令人惊叹。
这种惊叹体现在诸多方面。无论是我们的祖先如何理解他们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是20世纪的历史学家如何以震撼人心的方式解释这些过去的生活，无一不令人惊叹。当我第一次接触到法国历史档案，当我把这些文件编织成一个希望那个时代的人觉得熟悉的故事时，我也惊叹不已。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获得了博士后学位，想到坐在这些历史档案中，把我所知道的和发现的教给学生们就能获得薪酬，不得不令我感慨。
从那时起，这种感叹以及随之而来的幸福就逐渐减弱了，与其说是由于常规的教学，不如说是由于技术造成的代际断裂。30年前，我的学生和我年轻时一样。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我们已经从文化世界被抛进了后文化世界，这里大多数学生沉迷于他们的电子设备，几乎没有足够的注意力来理解现在，更不用说过去了。在文化浅水区戏水已经基本上取代了在深水区探索。
然而，即使是现在，仍然有一些优秀的学生在课堂上带来了高光时刻。那时讨论刚到一半，只听咔哒一声似所领悟。一段文字或一件事的突然连接会让我们意识到过去并没有消失，甚至还没有过去。它仍然是一个欢迎参观的国度。
法语中“幸福”一词bonheur最初的意思是“好运”或“好兆头”。我认为这样的课堂交流是未来日子的好兆头。
罗伯特·扎雷茨基（Robert Zaretsky）在休斯顿大学（University of Houston）荣誉学院任教。
“互动不是诅咒而是祝福，它使学术生活像织锦一样丰富多彩”
对我来说，没有哪个学术生涯阶段比其他阶段更有内在的乐趣。学术生活真正激发我的地方在于，无论你处于何种等级地位，它都或多或少是平等的。那就是人际互动。
然而直到最近我才完全明白这一点。
通常，大学校园总是充满刺激、产力无限。从课堂教学到参加研讨会、开会、做实验，学术生活从不无聊，总是充满挑战。不幸的是，2020年初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暴发使这一切都停止了。我们都很快意识到，没有任何基于Zoom的线上课堂或会议可以取代现实生活中的互动，没有任何远程工作可以达到在大学里达到的工作效率水平，在家工作对心理健康不利。当我挣扎着在3月、4月和5月完成我的课程时，我意识到尽快回到学校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
考虑到我经营着自己的实验室（以及我的部门），我有一个完美的理由说服我所在机构的管理人员让我这么做。毕竟，需要有人检查储存我们生物样本的冰柜，确保它们正常运行;如果不正常，我们可能会失去多年的工作成果。
但我的幸福是短暂的。我试着回到我的正常生活，但就是回不去了。我进入了一个空空荡荡的校园（除了还有保安），然后穿过一座黑暗的建筑，来到了办公室，打开了灯。在检查了所有的实验室，确保冰箱和冰柜正常工作后，我进入办公室开始工作。虽然我的工作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里的寂静，但我的情绪比昏暗的走廊里更阴沉。
几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任何人类接触。对于一个秉持开放理念的人来说，我非常欢迎学生、教职员工经常走进来打扰我，眼下的情况很令我不适。在我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并不期待去工作。
我感到孤独。我渴望互动。我想，如果没有人类互动，我们的生活就会毫无意义，也永远不会对自己有新的认识。正如黑格尔所言，自我意识只存在于被认可的互动中。
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的学术生活能大量提供这种相互认可的机会。大学是如此庞大、复杂、雄心勃勃的组织，需要持续的、多层次的互动。
诚然，这种情况有时也有弊端，比如过多的时间被用于冗长的会议，你可能很多想要做的事情都需要跨越个体和机构政治的障碍。在我看来，作为一名学者，幸福的关键在于学会接受这一点，不要把互动看作是一种诅咒，认为它占用了在更重要的事情上的时间；而是看作一种福祉，使学术生活成为一幅丰富多彩的人工织锦。
甚至亚里士多德——他有大量的时间进行单独思考——也把人类定义为社会性动物。否认一个人的社会天性确实是通向不幸的快车道。
Michael Hadjiargyrou系纽约理工学院（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生物和化学科学系的教授和系主任。此前，他任石溪大学（Stonybrook University）研究生项目主任和分管研究的副校长助理。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