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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树立声誉需要很多年，而毁掉声誉只须几分钟，我们过去11年的世界大学声誉排名可被视为这一理论的支持证明。自2011年以来，有6所大学每年都位居前列，尽管其顺序有所不同，唯一例外的是哈佛大学仍稳居第一。在此期间，虽然其他大学的声望不断提高，地位稳步上升，但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扰乱排名的稳定。
然而，新冠疫情给国际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变革。在如此重大的全球事件中，声誉法则是否发生了改变？虽然大学在疫情期间的教学、研究方法和策略不太可能彻底颠覆全球高等教育的声誉排名等级，但有没有可能他们以更小却显而易见的方式来微调声誉模式，使声誉增长的快慢与声誉损失相似呢?
我们于9月发布的2022年世界大学排名发现，发表新冠病毒有关医学科学研究的大学在引文影响以及随后的总得分和排名方面都有显著提高。这个效益是否也体现在了提高其声誉方面？
与更客观的出版数据相比，从学者的观点得出明确的结论更难，但是我们2021年的世界大学声誉排名表明，新冠疫情已经对大学的声誉产生了一些影响（尽管我们希望在未来几年能更清楚地反映这一点）。牛津大学从去年的第5位上升到今年的第3位，这是该大学自2015年以来表现最好（同时升幅最大）的一次，也是自2017年以来排名前6位高校首次产生变化。在与制药巨头阿斯利康（AstraZeneca）合作开发了新冠病毒疫苗的这一年，该校的研究声誉得到了显著提升。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是，中国高校首次跻身前10。清华大学从去年的第13位上升至今年的第10位，与东京大学交换了位置。这是清华大学连续第二年实现排名提升，尽管提升可能有诸多原因，但疫情或许是其中一个因素。在发表了与新冠病毒有关的高影响力医学研究后，清华大学成为在今年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引用影响分数”显著增加的院校之一。
清华大学全球传播办公室主任陈垦表示，清华大学“在疫苗开发、新冠治疗、病毒检测和医院设备改进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她还强调了该校的几项与疫情相关的举措，如2020年4月成立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以及在2020年12月启动由各大高校和在线教育平台联合推出的世界慕课联盟（Global MOOC Alliance），以促进教育技术的国际合作。
陈主任表示，该校还“在疫情期间举办了一系列全球对话活动，以分享有益经验并共同探索进一步改善其未来教育和研究体系的新方法”。
她补充说，这些举措“提高了公众对清华大学承诺抗击新冠疫情的认识”，也反映了清华大学“作为全球教育领域新兴领导者的担当”。
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沃尔夫国际事务主席、国际合作模式研究的合著者之一卡罗琳·瓦格纳（Caroline Wagner）表示，她的研究发现新冠相关科研引用流向了“更多精英大学”和“比我们通常看到的数量更少的一些机构”。这表明，疫情更有可能巩固而不是重塑全球高等教育的等级制度。
她说：“就像在任何危机中一样，你会向谁寻求帮助？新冠疫情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是，我们倾向于从声誉更高的高校入手。你没有时间亲自浏览所有的信息、阅读每一篇文章。所以我们倾向于依靠声誉做选择。”
另一所在今年的排名中有所上升的大学是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UBC），它从去年的第38位上升到并列第35位，这是它自2014年以来的最高排名。
该校负责对外传播的副校长里克·哈特（Rick Hart）表示，UBC已经能够把握好其新冠病毒相关研究带来的声誉效益。
他说：“总体而言，卫生科学和卫生创新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真正的强项，所以我们一贯将其作为建立声誉的一个领域，在应对新冠疫情时也是如此，并将在疫情之后继续（这样做）。”
“我们参与了从医学到政策和实践的各个领域的研究。但是，我们把重点放在了UBC研究人员在mRNA技术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上，这是世界上已推出的新冠疫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该校宣传这项工作的策略，哈特表示，他们创建了一个网站“专门展示新冠相关的研究项目”，并推出了一系列内容营销举措，以宣传疫情期间该校的学者、员工和学生助人为乐的事迹。
他说：“分享这些故事很重要，不仅是为了提高声誉，也是为了证明我们在当地和全球做出的积极贡献。”
“在疫情早期，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在寻找能够带来希望和光明的地方和人物。我认为大学凭其在帮助社会应对新冠病毒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自然成为了一处希望之地。我们觉得自己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些希望和专业知识，帮助他们应对巨大的变化。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点，我们确实采取了有战略性且全面的方法来进行沟通和宣传。”
哈特表示，UBC使用有机和付费流量在社交媒体渠道上分享新冠研究故事，自2020年3月以来，已经收到并参与了2000多个与UBC的新冠应对和研究有关的咨询。
他继续说，该校得到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在任何特定时刻，利用社会倾听工具和市场研究，“努力对外界的情绪保持开放”，然后做出相应的回应。
哈特说：“这场疫情有很多突变，从人们不想再听到它，因为它是如此令人沮丧，到开始有一线希望，对未来的生活很乐观。如果你过于乐观，你就没有注意到当时的情绪；如果你太悲观，就会毁掉创造希望的机会。”
“灵活敏锐一直是关键。你可以制作一些内容，然后说这是一个很棒的内容，但时机不是很合适，所以我们还是等到合适的时机再做吧。”
英国科学媒体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菲奥娜·福克斯（Fiona Fox）表示，英国大学从脱欧公投前后的沟通缺陷中吸取了教训，当时它们没有很好地解释自己的角色。
她说：“许多科学家和学者当时恳切地宣传资助和合作需求，像‘如果我们脱欧，我们将无法参与这些大型科学合作’，而他们没有做的是第三部分，也就是说，为了能够解决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并进行临床试验，首先资金和合作是必要的。”
然而，福克斯说大学“在抗击疫情方面绝对做到了这一点”，它们强调了科学家如何“与更广泛的公众进行接触，从而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同时也认识到科学在他们生活中的价值”。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校长路易丝‧理查森（Louise Richardson）对此表示赞同。
她说：“人们倾向于将大学视为他们将18岁的孩子送去成长的地方。但现在公众可以看到我们早就知道的事情——大学远不止如此。”
“我们应对新冠的行动向公众表明，大学是开发救命疫苗、测试治疗药物、进行前沿研究的地方，使我们能够了解和对抗疾病。正是因为我们的科学研究的能力和影响，才会有聪明的年轻人愿意来牛津学习。正是因为我们的科学家和他们的研究水平高，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想来牛津学习。”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公众都把牛津和上流年轻人联系在一起。现在他们把我们和杰出的科学家联系在一起。现在公众可以看到大学的作用了。”
然而，尽管人们可能会再次感谢大学和科学，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来自公众和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是否可以持续？高校因抗击新冠而提高声誉在疫情后是否能够继续？
哈特说，他“愿意相信”这场疫情 “揭示了基础研究的重要地位及其可以发挥的作用”，并引发了“人们对健康卫生科学普遍作用的兴趣和认识”。他还表示，现在大学有一个“机会”，可以确保这一点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
例如，虽然RNA技术已被应用于新冠疫苗，但“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机会”。
“无论是将我们在新冠上的工作经验迁移到其他领域，还是（研究）我们如何将新冠作为社区中的另一种季节性疾病来应对，我认为我们的研究人员都将是前沿和中心，这些是我们将继续讲述的故事。”
哈特说：“人类的记忆确实短暂，但这很重要。疫情的第一年有很多新闻报道认为这只是开始，未来还会有疫情，所以可能会持续需要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准备的事情。”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瓦格纳解释说：“一旦你有了声誉，它就会变得非常充满粘性。”因此，那些在疫情中进一步提高了自己声望的一流大学的声誉很可能存在“粘性”。
“例如，牛津大学在这方面看起来非常棒，因为它研究了阿斯利康的疫苗。在美国，那些即将胜出的已经是行业老大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已经存在的精英结构的实际表现。”
然而，她接着说，研究合作可能会继续增加，随着这些顶级院校的合作，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大学分享了一些荣誉”。
“它能更快地推进科学，帮助每个人。所以我们非常鼓励合作，我认为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但福克斯表示，尽管“科学无疑获得了新冠红利”，但她“不太确定”大学能否继续利用公众的重新升起的赞赏之情。
她的主要担忧之一是（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存在的现象），大学新闻发言人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
“那些老式的、标准的科学新闻发言人正在远离大学，这些人会主动发布大学里关于科学发现的精彩故事，并找到学者回答记者的问题。我们发现，这种角色在很多大学里正在消失。”
福克斯表示，许多院校转而转向“声誉沟通、企业沟通和学生沟通”，部分原因是为了回应政府的批评，部分原因是为了推销学生体验。因此，放弃了“媒体优先”，各机构更加注重创造和分享自己的内容。
福克斯说，在新冠疫情开始时，一些高校如华威大学和雷丁大学，认识到“媒体优先的科学新闻发言人”是该机构最重要的新闻官员。她说：“华威大学新闻办公室立即看到了确保他们出色的模范发言人参与全国讨论的价值所在。”然而，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学新闻团队,“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我几乎没见到或有任何接触，当联系他们时，他们表示正忙于学生交流和关于面对面教学的辩论，团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科学媒体关系。”
福克斯说，她希望理查森关于牛津现在与“杰出的科学家”联系在一起的言论，将“转化为许多大学认为的一个错过的技巧”，并意识到他们的声誉“通过科学和研究交流得到了提高”。
“机构的高级沟通人员认为，没有他们的帮助，学者们也在公众视线里”， 虽然这样想有好处，但是许多学者“在媒体中还不是很出名，他们很谨慎，需要支持和传媒培训，需要一个新闻发言人来帮助他们”。
她说：“谁来做呢？如果在大学不这样做，我怀疑我们从学者那里听到的声音更少。”
“如果还不采取行动，我们可能会在公共辩论中失去成百上千的科学家的声音，他们本可能在那里，我认为他们应该在那里，但是没有得到沟通传媒的支持，他们无法做到。”
ellie.bothwell@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后记
Print headline: A welcome booster shot, but will effects end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