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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读过朱莉·舒马赫（Julie Schumacher）的《亲爱的委员会成员》（近年来最好的校园小说之一）的人来说，学术推荐信可以成为一种娱乐的来源。
2014年，站在一位厌倦背书制度的美国教授的立场，舒马赫撰写了这本有趣的带有讽刺意味的小说，包含了给初级同事和平庸学生一整年的推荐信。然而，像在生活中一样，这本书信体小说从不质疑这些信件的存在或效用：人们认为推荐信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是一个完善的学术仪式的组成部分。
每年，学者们都会贡献大把带薪的时间来撰写一段又一段的溢美之词，以支持学生申请深造、奖学金或非学术性工作，或支持同事谋求新职位、争取晋升或研究员职位。作为一名英国大学的学者，我当然也从中受益过。然而，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推荐信的真正作用是什么。
推荐人都写些什么？他们探索申请人的优点，但用的是一种高度神秘的、编码化的语言，其中的影射和暗示越来越难以辨别，隐入那一行行满口夸赞却最终毫无意义的背书之中。
浮夸的长篇信件是没有说服力的。如果我们真的必须写推荐信，我非常赞成写简短的声明，而不是冗长的信函：用历史学家圭多•鲁杰罗（Guido Ruggiero）的话来说，要写俳句而不是圣徒传记。
可以说，这些信件能帮助我们了解求职者的素质，而不限于只从他们的申请书、简历和出版物表单中作推断。毕竟，它们是由在各自领域中值得信赖的领军人物撰写的。至少，他们声称是这样的。然而，世界上许多推荐人都不写推荐信，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他们只是签署并转发候选人自己事先准备好的信件。
但问题远不止于此。对于许多学生和刚入职场的学者来说，有的没有正式的隶属关系，有的在小型大学工作，找到一个合适的(更不用说“杰出的”)推荐人是很有挑战性的。我有幸参加了欧洲和非洲的学术聚会，在那里我结识了一些朋友和同事，他们可以为我写推荐信。但对于那些没有时间、体力或金钱进行这种社交活动的人呢？这样一来，推荐信制度可能会使较贫穷的人、肩负照顾责任的人和/或残疾人处于不利地位，可能会加剧学术界中性别、阶层、残疾和种族的不平衡。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显然，推荐人只有在见过你的情况下才能给你写推荐信。虽然许多研讨会和会议已经转移到网上，但网络会议不能提供同样的合适的机会来了解一个人。
我们可能还要考虑资深学者什么样的性格适合写推荐信：内向的学者在这里不太可能成功，这可能会让他们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在一种高度精英化倾向中，我们倾向于给学术名人（尤其是上流社会的白人男性）写的信赋予更多权威。
事实上，这对外向的人来说也是一个问题，因为这类人物通常只为少数几个人写作，毕竟，他们一天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候选人不能请到这样的推荐人，他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地进入所谓的正当合理的老同学关系网。
但即使是来自学术杰出人物的推荐也不一定有多大意义。在一个学生、学者和学科数量急剧增加的世界里，即使是在自己的学科、国家或语言领域的名人，通常在此之外都不为人所知。这使得局外人无法正确判断他们所写的任何一封信的价值。
简而言之，推荐信给那些不需要更多权利的人赋予权利。它们不仅是特权的象征，也加剧了我们课堂甚至更为广泛的社会中的不平等。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促进职业平等和多样性的必要性，就应该停止浪费时间去阅读、撰写和要求出示推荐信，而去寻找一种更好的方式来评判候选人的优点。
文森特·希利（Vincent Hiribarren）系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现代非洲史的高级讲师。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