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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桑特森(Helen Sauntson)不怎么想去小型大学工作。她曾在约克圣约翰大学(York St John University)担任英语语言和语言学专业高级讲师。该大学仅有7000名学生，大约850名教职工。她回忆道，“这只是其中一份我比较喜欢的工作。”
七年前，她离开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到此就职，最后发现这是一场幸运的意外。桑特森认为，约克圣约翰大学的小规模是让她感到满足的原因之一。伯明翰大学约有35000名学生和8000多名员工。
桑特森现任前圣公会教师培训学院教授，她表示，与伯明翰大学相比，于2006年获得授权升级为大学的约克圣约翰大学规模较小，让人感觉没那么正式。桑特森说：“它让人感觉更加个人化，你有机会认识其他部门以及院校的同事。它更像一个社区，这也是其他人形容它的方式。”
她说，学生们也受益于这种紧密的感觉。他们知道支持很多，学校规模小且管理妥当，他们不会在这个系统中迷失方向。
约克圣约翰大学不太可能获得大量研究经费（这些经费通常被罗素大学集团(Russell Group institutions)收入囊中），因此她比伯明翰大学要“穷得多”。但是，桑特森坚持认为前者收益大于挑战，而且她在目前的岗位上会更加积极地进行研究工作。
关于班级规模的影响，现已发表大量研究成果，尤其是关于小班教学如何提高学生成绩的研究。但是，鲜有学者针对大学整体规模以及学校规模对其绩效、文化和运营的影响进行研究——尽管在世界各地许多大学和高等教育体系不断扩张、学生和政府对其院校的服务质量和影响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的最新数据分析表明，院校研究人员数量与其教学声誉和研究声誉之间存在相对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8，其中完全正相关为1，完全负相关为-1）。如果只分析排名前200的院校，则该相关关系分别增至0.57和0.61，而英美院校的增幅甚至更大。
同时，在国际研究合作方面，拥有众多教研人员的前200名院校往往得分较低（0.42），这表明小型院校可能更愿意跟其他国家的学者建立联系。然而，在美国，研究人员的数量与国际合作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43。
通常，一所大学的学生数量对其在这个以研究著称的排名中的表现影响甚微。但是，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泰晤士高等教育欧洲教学排名(THE Europe Teaching Rankings)中，学生较少的大学更容易在学生互动方面获得更高的分数（-0.25）。因为，这项考核要求学生回答两个关于他们与同侪和老师互动的调查问题。在华尔街日报-泰晤士高等教育美国大学排名(THE US College Rankings)中，相关系数增至-0.53——然而，有趣的是，如果院校学生人数众多（0.23），美国学生更有可能推荐自己的学校。
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小型大学。她只有2240名学生，349名学者，但校友中有3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今年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HE World’s University Rankings)中位居第二。
与许多同仁不一样，院长托马斯·罗森鲍姆(Thomas Rosenbaum)表示，“实际上，我们并不想扩大规模。”在过去的25年里，该学院每年只增加一名员工。“我们尽力变得更好，但不是更大。这意味着我们致力于找到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可以领先全球的领域。然后，我们把精力都放在这些领域，投入大量资源。考虑到学院规模有限，我们不断自问，我们应该干什么，不该做什么。”
罗森鲍姆认为，加州理工学院规模小，可促进跨学科研究与合作，同时消除行政壁垒。他解释道，研究生可以“跟他们喜欢的人在任何实验室开展工作，而没有任何行政障碍。”如果学术人员能够在另一个系或部门解决问题，那么更换领域对他们来说是挺正常的。罗森鲍姆表示，“部分原因是经费灵活，能够帮助他们在新领域站稳脚跟，然后达成足够多的业绩，这样他们就能获得外部资助。”
罗森鲍姆承认，缺乏群聚效应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个缺陷。他解释道，“如果您是一名教员，您想跟六七个跟您领域一样的人交谈，那这里不是一个好地方。然而，我们不扩大规模是因为我们真的想确保大家能够进行[跨系部]交流。但是，人员更多，您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因此这是一种权衡。但是，当您思考您想干什么时，您需要在理智上保持严谨，而这种亲密与合作是从小处开始的。”
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是另外一所领先的小型研究型院校，仅有4400名本科生、2100名研究生和3200名教职工。达特茅斯学院是一所常春藤盟校。院长菲利普·汉隆(Philip Hanlon)表示，美国的高等教育涉及两大类院校——专注于本科教学的小型文理学院以及“在很多人看来，本科生会受到冷落”的大型研究型院校。
然而，达特茅斯学院试图采取不同的策略。她的班级很小，学术人员和学生之间互动密切，同时专注研究工作。菲利普说道，“学院要求我们的教职工不仅要成为杰出的研究人员，还要成为伟大的教育家，尤其要专注于本科教学。”
汉隆表示，学生和教职工人数少会导致校园本身可能很小，因此几乎没有划分研究领域。比如，达特茅斯学院的工程学院就没有划分系别。
汉隆谈到，“以前在密歇根大学时，我发现这里是另一个极端。学校地理位置分散，行政管理也很分散。学生和教职工如此之多，以至于内部建立了一些小团体，人们很难跨越这些界限。”
然而，牛津大学全球高等教育中心主任、国际高等教育教授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认为，“大学必须小而精。如果大学扩大规模，质量就会下降”这一理念只是“大众心目中的讽刺漫画”而已。他指出，大多数“超级院校”都已经发展扩大。在最新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居第一的牛津大学规模中等，现有21000名学生和大约5800名全职学术和研究人员。哈佛大学也是同等规模。
相比之下，享有盛誉的澳大利亚八校联盟(Group of Eight)中的许多大学则非常庞大。提交给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的数据表明，蒙纳士大学(Monash University)是联盟中规模最大的，现有53000名相等于全日制(FTE)的学生。英国大学往往规模较小。除了英国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以外，该国最大的院校是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现有37000名FTE学生。但是，马金森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英国院校一直就很小，现有教育机构也鲜有变化。”他承认，鉴于牛津的大学制度、传统建筑和狭小的城市空间，牛津大学将难以进一步发展。但他坚称，要是没有这些限制，牛津大学可以轻松“扩大一半规模”，并且保持教学质量。
马金森指出，对许多东亚院校而言，大学规模越来越大的表现在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以及优质申请者数量增加。他补充说，几所领先大学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发展迅速，以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为例。该大学成立于1991年，现有1万多名学生。
中国台湾的大学也在扩张，但其人口数量却在下降。台湾“教育部”承诺为合并的院校提供额外经费，从而缩小台湾高等教育部门的规模。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台湾的三所理工院校宣布了合并计划，力争成为“亚洲顶尖大学”。如果合并顺利进行，新大学将约有32000名学生和1200名讲师。
中国台湾亚洲大学(Asia University)经济学讲座教授迈克尔·麦卡利尔(Michael McAleer)表示，如果不合并，中国台湾的许多大学将会“破产”。台湾国立大学(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是中国台湾最大的国立大学，她获得了政府的大部分资助，因此还比较安全，而其他大学的财务状况危机四伏。
今年早些时候，麦卡利尔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讨论大学规模是否会影响院校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日本研究性大学排名中的表现。主要发现是，日本规模较大的大学往往排名更高，这是因为他们在研究方面获得了较高的分数。麦卡利尔表示，他在中国、韩国、中国台湾以及印度的大学重复该项研究时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
麦卡利尔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大原因是，规模较大的大学往往都设有医学院，医学院会带来不成比例的大量研究成果。较大的大学也更有可能拥有更多积极从事研究的学者。
“大学越大，就越能吸引那些做出品质和数量兼备的出色研究的人才，他们也越有可能解聘那些表现不佳的人。较小的大学必须非常严格地控制预算，必须非常小心。如果你只雇佣非常优秀的人才，那么费用就非常昂贵。大型院校更容易负担起相关费用。”
但是，马金森并不认为巨型大学会带来更大的研究收益。他说道，“对于一所中等规模、成熟的综合性大学而言，大力夯实研究基础并不会提高大学做更多跨学科工作的能力。就科学能力而言，质量是最重要的。”
然而，他认为扩张会带来经济优势。规模较大的院校往往受益于“规模经济”和更大的校友网络。关闭在教学中较为成功的院校非常困难，因此收入和学生人数的增长对发展至关重要。您可能会节省员工成本，但关闭学校往往比保持学校发展花费更多……所以，当环境或行业发生变化必须做新的事情时，大学是宁愿扩大规模而不是撤离。因此，他们需要发展资金。
然而，马金森认为，“班级规模比总体规模更重要。”他还补充道，“像牛津这样的富裕大学在这方面更有优势。”
美国几所以本科教学、导师制和小班教学著称的小型文理学院，最近陷入了财务困境。金融服务公司穆迪的2018年报告显示，美国一年平均关闭大约11所私立大学。由于学费收入下降和开支增加，预计这一速度将来还会增加。
与此同时，美国受托人和校友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Trustees and Alumni, ACTA)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私立本科类大学在教学上每花费一美元，那么在管理上就要花费64美分。对于研究密集型博士类大学来说，该费用平均下降到27美分。
ACTA主席迈克尔·波利亚科夫(Michael Poliakoff)表示，大型院校班级规模扩大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一大原因。但他指出，小型大学很难实现规模经济。然而，他又表示，小型大学可通过“额外的努力和不同的战略愿景”来克服其面临的“特定财务挑战”。
他说，“一所小型大学不能假装是哈佛，拥有数十亿美元的捐赠。她必须优先考虑自己的学术项目，并且专注于自己能做好的事情和学生需要的东西。”在这方面，波利亚科夫严厉批评了拥有5000名学生的塔尔萨大学(University of Tulsa)，她为维持其精英田径队而“大幅削减文科课程”。相反，田纳西州的西沃恩南方大学(Sewanee: The University of the South)在拒绝修建一个更大的体育场之后，于20世纪40年代放弃了东南联盟(Southeastern Conference)体育俱乐部的成员资格。他说，“他们现在可以夸口说，他们培养了26名罗德奖学金获得者。很明显，他们制定了学术优先级，这确实奏效。”
波利亚科夫补充道，小型院校还必须“与其他小型学校结成联盟”，共享学术和行政资源，达到“少花钱多办事”的目的。例如，南方大学联盟(Associated Colleges of the South)的15所院校设有一个虚拟的古典文学系，这样他们就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开设希腊语、拉丁语和古代史课程。
事实上，甚至大型院校都在合作开设不太受欢迎的课程，节省开支，因为单个院校无法承担开设这些课程的费用。共享课程计划(Shared Course Initiative)是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达成的一项合作，旨在共同开设“小语种”教学课程，比如高棉语（柬埔寨的官方语言）、芬兰语和契维语（阿肯语的一种方言，常用于加纳中南部地区）。
波利亚科夫说，大学不一定非要规模小才能提供高质量的教学，但是那些在这方面更成功的大型院校，比如常春藤盟校，通常“非常富有”。然而，他建议，一些较大的大学如果改变他们的优先级，则可以提供更好的学生体验。大型院校往往引进明星教师，他们几乎不做教学工作，通常只在高级别或非常大的课堂上授课。这与有机会在早期就和经验丰富的资深教师一起工作并且知道教师非常关心自己的学术进步的学生体验有天壤之别。”
学生人数管控制度，迅速改变了许多院校的规模（2010年至2017年，澳大利亚的需求驱动体系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2016年在英国大学和学院招生服务中心(UCAS)发现的泰晤士高等教育数据分析显示，2011年到2015年，阿斯顿大学(Aston University) 的英国/欧盟学生录取人数几乎翻了一番。
相比之下，伦敦城市大学(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的英国/欧盟学生录取人数下降幅度最大，而2012年其暂时丧失签证赞助许可也打击了国际招生情况。该院校现在仅有9200名学生，而2010年约有25000名学生，财政赤字达2000万英镑。
一年前就任伦敦城市大学校长兼首席执行官的林恩·多布斯(Lynn Dobbs)表示，尚未发现学生人数下降有“任何积极影响”，但她补充说，该大学现在已经“好转”，并希望在六年内以不到10%的速度“系统地扩张”。她认为，大学应该有一个最佳规模，我们需要稍微扩大一点，确保我们能够高效地授课。我们希望学校至少有1万名学生，但是我们肯定不会回到25000名学生的规模。
她仍然支持整体招生人数不设上限的理念，因为这有助于高等教育解决不平等问题。“但是，我们应该在院校层面进行一些管控，”她补充道。
另一家致力于开放招生的院校是比利时的鲁汶大学(KULeuven)。像法兰德斯的所有大学一样，它必须采用开放的招生系统。因此，它现有57000名学生，也是比利时第二大私营雇主，现有22000名员工。但是，这些学生分布在比利时10个城市的14个不同规模的校园里。
“我认为，如果大学有14个校园，并且分布在这么多不同的地方，那么某个校园的学生不会认为自己是这所大型院校的一份子，”校长吕克·泽尔思(Luc Sels)说道。此外，鲁汶大学在最新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并列位居。他表示很“自豪”，因为鲁汶大学是极少数实行开放招生政策的排名靠前的大学。
他还说，“我们认为我们的模式‘因包容而卓越’。如此多的学生能够在像鲁汶大学这样的一流大学接受优质教育将产生一种社会影响，在我看来，这种影响远远高于许多实行封闭招生政策的大学所带来的影响。如果你了解到八所常青藤盟校的招生人数加起来甚至都没达到6万，那么你会立刻发现学生群体规模[与]您的科学研究所覆盖的人口比例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2019年10月]当选的新佛兰德政府正在讨论是否针对更昂贵的科目引入选择性招生模式，以提高成功率，但泽尔思认为不会有大的变化。
在法国境内，一系列大学合并导致许多小型专业院校成为大型院校的一部分，以求在世界范围内更加引人注目。这与20世纪70年代将几所大学分割成更小院校的举措背道而驰。
同时， 新的大学团体“法国大学联盟”(ComUE)也应运而生。比如，成立于2010年的巴黎文理研究大学( Paris Sciences et Lettres – PSL Research University Paris)设有九个学术成员机构和10个附属机构。尽管分支机构众多，分管PSL研究和研究生教育副校长休伯特·博斯特(Hubert Bost)仍然将这个现有21300名学生的联合院校视为“中等规模机构”。其学生与学术人员比例为10:1，这使得它能够“确保学生与教职工之间保持紧密联系”。
PSL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主任伊曼纽尔·巴塞特(Emmanuel Basset)补充说，合并使该院校能够“做一些我们的分支院校无法单独完成的事情”。他说，“在研究方面，PSL有更多资金支持不太可能从资助机构获取经费的“探索性”、“风险性”和跨学科的研究项目。教育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在创新领域设立了新的研究生课程。”巴塞特举例说，地球科学硕士可“从PSL的四个分支院校学习专业知识”。
巴塞特补充说，几个PSL成员机构设立全新的联合学术职位吸引那些不太可能在较小的成员机构工作的“顶尖研究人员”。这些研究人员知道，现在PSL在其研究领域设有更大的社区，供他们互动。
1981年，南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UniSA)由南澳理工学院(South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南澳高等教育学院(South Australian College of Advanced Education)合并而成。去年，它本来打算与阿德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Adelaide)合并，但之后又放弃了该计划。合并成功的话，一个拥有五万多名学生的院校将由此诞生。
校长大卫·劳埃德(David Lloyd)表示，南澳大学现有33500名学生，这种规模可以为大学奠定“可预测的收入基础”，使其能够“以小型院校无法做到的方式应对财政变化”。但是，尽管阿德莱德大学和南澳大学设有“互补的研究项目”，劳埃德还是认为复制教学工作将是一个重大挑战。他表示，“我们结束合作的原因是，考虑成本效益基础时，我们发现成本过高。”
再说回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汉隆认为该学院未来可能会扩张，只要这种扩张不会因低(7:1)而中断“师生之间的紧密联系”。然而，他指出，规模的扩大可以让大学为更多学生“提供绝佳的教育体验”。
他承认，“这是一种权衡。我们知道我们提供的东西非常有价值，我们做得越多，就越能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但是]我们不想否认这种增长带来的特别之处。”
后记
Print headline: Is small still beautifu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