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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之际，全球许多大学领导松了一口气，因为在疫情导致大多数跨国旅行受阻后，国际学生流动复苏的苗头似乎终于开始发芽了。
北半球一些主要招生国在2021/2022学年的初步迹象表明，招生出现了强劲反弹，而11月发布的首批比较核心的数据集之一、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IE）制作的新冠疫情《国际生入学情况简要调查》，是迄今为止最明确的证据，表明国际流动性可能已接近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
然而，尽管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大学已开始设想自己正摆脱这场风暴的影响，诸如澳大利亚等边境重新开放速度较慢国家的大学则面临更为焦虑的等待。虽然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在新学年到来之际放宽旅行限制，但许多学生可能已经将申请转到了其他地方。11月下旬出现的奥密克戎变种可能进一步减弱该国重新开放的效果，这提醒我们旅行限制仍可能再次实施。
那么，像澳大利亚这样主要依赖国际学生的国家目前情况如何？在过去两年中看到的一些学生流动的结构性转变，是否现在正固化成一种更永久地损害南半球招生的因素？如果新冠疫情最终消退、旅行再次全面开放，还有哪些因素对学生选择学习目的地至关重要？
我们将查看有关流动性的最新数据，包括学生签证发放、全行业调查和各大院校的招生数据，以了解跨境学习的情况以及在新冠疫情阴影的笼罩下，跨境学习可能会向何处发展。
澳大利亚
去年11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只要接种了疫苗，持学生签证入境的人无需特殊豁免就能再次获得入境许可。这是澳大利亚各大学在关闭边境近两年后等待已久的开放信号。然而，奥密克戎变种的出现以及随后决定将边境开放日期推迟两周（且仅仅提前30个小时发布通知），明显冲击了原本就极度脆弱的局势。澳大利亚各州的防疫计划以及对机场容量的担忧使情况更加复杂。计划开放边境后几个星期就到新学年了，因此有人质疑是否宣布得太迟了，许多学生早已计划好去别国研究学习了。
根据在澳大利亚院校学习的学生签证持有者的统计，2021年1月至9月期间，在澳大利亚学习的国际学生总数约为56万人。这一数字（包括高等教育部门以外的学生）较2020年同期下降了17%。这可能与其他英语国家的情况没有太大不同，但如果深挖数据，澳大利亚的真正问题就会变得清晰起来。
关键的是，这些数据包括了那些拥有签证但却被困在海外、被迫远程学习的学生。根据联邦政府的数据，2021年11月，持有有效高等教育学生签证的约26万人中，恰好有一半人在澳大利亚境外。中国学生是澳大利亚大学留学生人数最多的群体，约有12万人持有有效的教育签证，但其中约三分之二的人在澳大利亚境外。再加上许多签证持有者就读的课程有好几年，所以自然会想不拘形式地继续学业。更明显的是，澳大利亚的主要问题是能吸引多少新的学生选择来澳求学。
有一组数据可能会引起澳大利亚大学的担忧，那就是过去两年在澳大利亚以外地区获得的新学生签证数量，这一数字明显一直在下降。2020/2021年度(截至2021年6月底)发放的签证总数同比下降34%，发放给印度公民的签证数量降幅更大，为43%。中国公民的新签证数量下降幅度较小（14%），但在2021/2022年的第一季度(7月至9月)，这一数字比2020年同期下降了一半以上。
澳大利亚在12月15日终于向国际学生重新开放边境，这一改变信号能否及时扭转局势以迎接1月底开始的2022学年，还有待观察。澳政府在11月下旬推出了一项新的国际教育战略，放宽毕业后工作权利的签证发放，说明该国非常清楚自己需要扭转的局面。但令人担心的是，随着校友口头推荐的逐渐减少，数千名国际学生明确短期内离开澳大利亚的行为可能演变成国际生源长期转向其他国家。
英国
与澳大利亚不同，英国从未真正对国际学生关闭国境。然而，尽管它没有实施大规模的边境关闭，但该国较高的新冠流行率以及政府有关检测和隔离的政策使得旅行更麻烦，并可能降低学生旅行的意愿。欧洲最初的封锁还导致英国的海外学生签证服务在2020年春季陷入停顿。
这就导致2020/2021年的国际招生减少，许多来自中国和印度等热门生源国的学生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课程，或者保持秋季入学（但开学要线上学习）。其他人可能在2020/2021年期间一直在线学习。
尽管2020/2021学年的英国招生数据并未区分开学日期或者学生在线学习时长，它确实显示出高等教育界整体上避免了原先人们所担忧的海外招生的巨大损失：总体而言，2020/2021英国的海外新生人数增长了4%。
但是，数据也展现了生源国的明显变化，来自印度的学生人数增加了27%，而中国学生的人数下降了5%。不同高校的情况也各异：在大型研究型高校中，格拉斯哥大学与约克大学的非欧盟国新生分别增加了40%和32%；相反地，利物浦大学（该校因与西安交通大学联合办学而有密切的中国生源联系）和纽卡斯尔大学的非欧盟国新生分别下降了18%和15%。
英国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Ucas）的签证数据和本科生申请统计数据也很好地说明了2021/2022年国际学生数可能会如何变化。例如，发放的学生签证数量出现了大幅反弹。截至今年9月的一年中，43万份学生签证（包括了这些申请人的附属签证）创造了最高的年度记录。
最新数据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大部分签证是在临近学年开始时发放的：2021年9月就发放了14万份签证，是2019年9月新冠疫情开始前的两倍多。生源国的占比也有明显的变化。尽管中国仍然是最大的国家, 截至2021年9月有13.5万份学生签证发给了其国民，与2019年9月同比增长13%。与印度相比这个增长显得微不足道。颁发给印度学生的签证增加了197%，总发行数超过9万。与此同时，尼日利亚增长了368%，从截至2019年9月的一年时不到8000人增至近3.7万人。
印度和尼日利亚都是英国在2019年宣布的国际教育战略的目标对象，该战略旨在到2030年将海外学生招生人数增加到60万。将英国的数据与澳大利亚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澳大利亚向印度公民发放的签证数量明显大幅下降，其中应该有部分生源转向了英国等国。
英国特别热衷于加大招收印度等国学生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脱欧对来自欧盟的学生数量产生了消极影响。根据英国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统计，攻读英国大学本科课程的欧盟学生数量在2021/2022年同比暴跌56%，主要原因可能是他们是第一批需要交纳国际费用的学生，并且不能与英国本国学生一样获得学生财务支持。
除爱尔兰以外，大多数欧盟学生现在也需要申请签证才能在英国学习。这些数据显示，去年1月至9月间，仅有2万份签证发放给来自欧盟和其他单一市场成员国（如瑞士）的学生。鉴于2019年有6万名欧盟学生开始在英国学习课程，这再次表明来自欧洲大陆的招生人数大幅下降。
美国
与其他北半球国家相比，美国公布了新学年国际招生最详细的早期数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IE）的2021年国际生入学简要调查显示，新入学人数从2020年以来强劲反弹。调查覆盖了该国约60%的国际招生官。接受调查的860家机构报告称，国际生入学人数增加了68%，相比之下，2019年至2020年的人数下降了46%。
然而，反弹的幅度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来确定，原因如下。
首先，尽管新入学人数出现了大幅增长，但由于2020年的严重低迷，反弹的基数相对较低。总体数字表明，与英国不同，美国可能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入学率水平。
例如，IIE的简要调查显示，今年秋季，美国大学的注册国际学生总数增加了8%，但国际教育学会提供的上一学年综合数据的“门户开放”报告显示，总注册人数下降了17%。从2019/2020年的约85万人降至2020/2021年的约71万人。如果将这一比例提高8%（假设IIE简要调查数据覆盖了所有院校），那么2021/2022年的国际学生入学总数将达到近77万人，与2019/2020年相比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第二，为了反映出疫情期间数千名国际学生被迫在本国在线学习的事实，IIE已开始将远程学习者纳入统计数据。该机构表示，2021年报告的国际学生中，至少有65%在美国校园上学，高于2020年秋季学期某个时候在校学习的47%。然而，这表明一大部分学生仍有可能在海外学习，他们主要是旅行受限并且担忧新冠在美国校园继续流行。就像澳大利亚的情况一样，这种经历可能不利于长期招生。
第三，IIE的简要调查没有提供按国家或机构划分的细目。门户开放的报告称，2020/2021年来自中国的国际生入学人数下降了15%。中国仍是最大的生源国，留学生人数为31.7万人；来自印度的人数下降13%（至16.8万人）。但过去三年美国移民当局签发的学习签证数据显示，这些国家的学生在疫情期间对赴美旅行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从新冠疫情开始到2021年春季，对中国的签证发放数量几乎为零，随后出现强劲反弹，但在此期间，印度学生仍然获得签证，在2020年底出现了小幅飙升。
各大院校的反弹程度可能并不一致。去年秋季，受访院校中有20%的入学人数同比下降，10%的机构表示没有变化。泰晤士高等教育对其世界大学排名前50名大学进行的一项简要调查也显示出各大院校不同的境况。疫情期间，在全球享有卓越声誉的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中国学生的人数持续增加，其2021/2022年度的招生人数比2019/2020年度增加了7%（尽管在此期间来自印度的招生人数下降了4%）。然而，排名第48位的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情况正好相反：该校今年印度招生人数大幅增加，自2019年以来增加了58%，但中国招生人数下降了7%。
加拿大
加拿大最新的官方国际招生数据只显示到2019/2020年，这是招生高峰期，人数达到近24万人，在过去4年里增长了40%。然而，通过研究国际学生前往加拿大所需的学习许可发放数据，可以了解加拿大在新冠疫情期间的最新情况。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文件生效之日，持有学习许可证的人数在2021年出现了强劲反弹。2021年8月生效的许可证数量高于2018年8月发放的数量，几乎与2019年8月发放的创纪录的11.3万个许可证相同。招生平台ApplyBoard的一份报告证实了这一反弹。该平台在11月的一份报告中表示，2021年前6个月发放了17.5万个许可证，是2020年全年发放许可证的两倍。
从研究许可数据中还能发现，与英国一样，加拿大2020年签证发放并未完全停滞。事实上，随着印度和中国学生获得许可，2020年春季和夏季的招生仍出现明显的高峰。这与澳大利亚和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两个国家在2020年的国际学生人数降幅似乎更大。
然而，加拿大并没有安然无虞地度过疫情。2021年早些时候，大量研究许可申请的积压导致处理时间很长。数据证实，2020/2021年期间，正常的冬季发放高峰并未出现，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等关键国家。这可能影响到2021年秋季的入学人数，尤其是如果学生对这一过程感到失望转而选择申请其他目的地的话。
两所世界大学排名前50的加拿大大学回应泰晤士高等教育获取2021年秋季数据的请求，称来自中国的入学人数下降了：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招生人数分别下降了6%和4%。但这两所大学的总体招生人数似乎都没有出现大幅下降。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目前的国际学生总数比2019年增加了6%，其中印度学生增加了50%。因此，尽管签证处理可能在初期导致了一些问题，但加拿大在疫情期间的普遍开放似乎已经带来了回报。
德国
在有关疫情期间国际招生的变化的分析中，德国并不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从历史上看，那里来自欧洲以外的学生较少，也不像以英语国家的大学系统那样依赖国际学生的学费收入。然而，德国的国际招生统计数据显示，它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国家。
根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的数据，2019年，德国大学的国际学生超过33万，超过加拿大的28万，与英国的49万和澳大利亚的51万相差不远。其中约三分之一来自欧洲，来自中国的人数相对较少。然而，过去十年，德国的国际学生人数一直在稳步增长，尤其是来自印度的学生。例如，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Destatis）的数据，2010年至2011年冬季学期，约有18.5万名国际学生入学，其中约2.3万名来自中国，5000名来自印度。2019/2020学年年初，总人数已增至32万人，其中中国4.1万人，印度2.5万人。
虽然还没有去年秋季登记人数的官方数据，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增长趋势并未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2020/2021年，国际学生总人数爬升了约2%，尽管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人数确实略有下降。向学生发放的居留许可（欧盟以外的学生如果在德国停留6个月以上，需要获得许可）的数据也表明，在疫情期间，印度的学生继续前往德国，而来自中国的学生似乎更不愿意前去求学，向中国发行的许可减少了约13%。
另外，本科课程入学人数数据显示，该类课程的入学人数有所下降，从2019/2020年的约9.1万人降至2020/2021年的7.6万人。然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DAAD）表示，这些新学员中有许多是访问学者和交换生，因此没有注册德国学位课程。
DAAD的学生流动性高级研究员扬·克尔彻（Jan Kercher）将德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相对强劲的入学表现归因于德国在最初的封锁后决定免除国际学生的旅行限制，即使他们来自新冠发病率较高的国家或地区。
他表示：“这与美国、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等其他重要留学国家有着显著差异。”
展望未来
这5个国家的最新数据绝不能完美地概括过去两年国际学生流动的变化，还有很多重要的国际招生的机构，但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一些大的趋势。
国际流动性研究咨询公司Education Insight创始人珍妮特·伊利娃（Janet Ilieva）表示：“学生流动性统计等早期数据显示，英国和加拿大的表现好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限制旅行的国家。”这种说法在招生机构调查报告中获得有力支持，她说，英国和加拿大一直被想要留学的学生视为“最开放和最欢迎的国家”，即使首次推出最安全的疫苗期间，澳大利亚仍相对落后。
然而，对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来说，这是否会成为一个长期问题仍有待讨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和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 University）教育学兼职教授加文·穆迪（Gavin Moodie）表示，从长期来看，澳大利亚关闭边境“可能过于短暂，不会影响其在吸引国际学生方面的相对竞争力”。但他强调，另一个影响流动性的长期因素——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到头来可能会“更加令人担忧”。
他警告称：“在与中国对抗时，澳大利亚似乎热衷于充当美国的代理人，而澳大利亚也没有大到足以让中国考虑通过限制中国公民在澳大利亚大学入学来进行报复的程度。”
咨询公司Education Rethink的联合创始人安娜·埃萨基-史密斯（Anna Esaki-Smith）表示，与中国合作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在疫情暴发前，海外学生人数的增长已经在下降。她认为，在短期内，“中国学生可能有大量被压抑的海外留学需求”，但中国国内供应改善、人口老龄化和经济放缓等因素可能会在长期内抑制需求。
那么，人口结构更有利的国家（如印度）能否填补招生国家的空缺呢?英国明确表示，在促进招生增长方面还有其他国家值得关注，因此，其国际招生战略的重点是印度和尼日利亚等国。但正如伊利娃所指出的那样，学生需求的特点可能因国家而异，这可能会对大学系统产生影响。在她看来：“没有什么可以替代那些依赖中国高水平学生的学科的人才流失，比如攻读数学科学和工程的硕士生。中国博士生数量的增长，是英国研究学位全球需求增长的少数来源之一。”
她补充说，欧盟学生在英国的减少将“导致校园的多样性大大降低，而欧盟学生为大学生活做出了重要的学术和文化贡献”。
英国脱欧效应可能会对欧洲大陆国家有利，这些国家一直在缓慢扩大招生规模，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学费较低（德国大多数联邦州的学费为零），以及那里的英语选择越来越丰富。ApplyBoard的联合创始人Meti Basiri表示，德国和法国、荷兰等其他主要的欧洲大陆国家毫无疑问会成为英语国家的强有力对手。尤其是该机构的数据表明，由于疫情的经济打击，国际学生一直在寻找更便宜的课程。
然而，或许疫情过后最值得关注的趋势将是转战线上的教学如何影响未来的需求。埃萨基·史密斯指出，由于这个原因，很难比较新冠疫情前后的流动性。
她表示：“在线学习和混合学习在过去遭到了相当大的阻力，但这种更广泛的授课方式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学生，因为与传统的留学体验相比，这是一种方便且通常更便宜的选择。”
“通过不那么传统的方式获得国际留学经验的学生人数可能会增加，这一点很重要。”
换句话说，长期来看，新冠疫情可能促成跨国教育新形式的迅速发展。如果这一切成真，未来的新冠疫情对英语国家大学商业模式的威胁可能会比目前要小得多。”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后记
Print headline: Has the pandemic changed international student flows fore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