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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成功的女科学家适应力较强。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已经克服了显而易见的障碍：教师、家庭和社会不鼓励我们在STEM领域追求事业；缺乏榜样；处于不友好、有时甚至恶劣的工作环境；过分的家务劳动和照顾他人的负担；在职业生涯的各个方面——招聘、晋升、出版、薪酬、工作量和资金分配——都存在利于男性同事的偏见。有色人种女性对这些障碍的感受更为强烈，她们面临着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影响。
然而，即使为在科学界占有一席之地而进行了终身斗争，我们也对在应对2019新冠大流行中所经历的性别和种族不平等毫无准备。此次流行病最严重的影响无疑将是生命的丧失、经济的崩溃、人道主义援助的中断和民主的衰落。但我们担心，这场危机将间接损害女性在科学领域取得的、来之不易的进步。
我们共同代表了北美和欧洲的科学家，我们致力于研究Covid-19以及将研究转化为临床应用、政策指导和公众交流。我们的学术圈覆盖从初入科研的研究生一直扩展到高级的终身教职员。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认知：对2019新冠大流行的科学应对明显表现出极端的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色彩。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的问题是我们一直必须处理的不平等问题的升级版。但是，令人惊讶且沮丧的是，在大流行的压力下，我们看到性别歧视的断层线——划定我们与男性之间的不平等之线——张开了巨大的裂缝。
女性为决策者提供建议、设计临床试验、协调实地研究和领导数据收集分析，但媒体在大流行的报道中总是鲜少提及这些。流行病学家、病毒学家和临床医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与记者和公众交流他们的科学研究。但《纽约时报》等媒体在对科学家应对疫情的大幅报道中偏向男性，尽管有许多称职的女性奋战在抗疫前线，只要查查作者名单和科学网站就一目了然。
流行病学和医学都不是男性主导的领域，但是女性在报道中被采访频次更低，有时甚至完全没有。更重要的是，有色人种领袖的匮乏令人震惊，而且这也剥夺了少数有色女科学家的权利，尤其是考虑到目前有色人种社区受到的疫情打击最大。
即使在我们自己的机构内，资质不全的男性声音也比专业女性声音更大。他们通过非正式的男性社交网络进入学术圈，或者在社交媒体和电视采访中大吹大擂，因此被视为“突出代表”。
在关于新冠大流行的公开讨论中不聆听女性的声音是对现实的歪曲。这不仅会使女性在科学界和领导层永无展露之机，削弱我们作为严谨科学家的能力，不能为年轻女性提供榜样，而且在我们努力向资助机构、同事、招聘或晋升委员会证明工作影响力之时，还会影响我们的职业发展。
我们还注意到，女性更有可能从事“把这些破事儿做完”的具体工作——例如运营工作和决策支持——而不是撰写科学论文或进行拨款。
与此同时，我们在工作中一直不计付出地支持学生、完成教职服务或疏导思想问题。这是个令人不安的趋势，而且它一直存在——即使在没有新冠大流行时，女性也在做这些“学术界看不见的工作”。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申请新冠研究资助的机会主义者（不一定有资质）绝大多数是男性；这不仅是对男性的偏向（经常不认可年轻的女性参与者），而且还体现出资金分配的不当。
此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危险问题是，资质不全的男性比女性专家更容易获得关注，这反映的事实是：在白人男性主导的权力结构下，我们似乎无法将最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委托给白人男性以外的任何人，无论他们的资质如何。
管理顾问（大部分是几乎没有相关经验的男性）正在就数百万人的健康问题做出关键决定。此前在公共卫生、生物学或疾病控制方面没有任何经验的科技行业数据科学家，正被“拉入”工作组，与政策制定者讨论如何追踪接触者之类的更细微问题。以在其他领域的创新而闻名的资深男性学者，正在用缺乏信息的建模练习、猜想或没有严谨科学基础支持的政策发表公开评论。
对许多女性来说，压死她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她们在家务劳动、照顾孩子以及照看年迈的父母和社区成员方面所面临的不平等。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女教职员比男教职员花更多的时间做家务和照顾孩子。现在，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在家办公，世界各地的学校都停课了，这些责任的负担——尤其是照顾孩子——沉重地压在了女性身上。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种差异在学术生产力方面的表现：在“平等”产假政策下，女性会出现亏损，而男性会持续增长。在2019新冠大流行危机期间，也有证据体现了这种学术生产力的差距之大，比如女性提交论文的数量少于男性，我们猜测这既反映了女性从事的学术工作类型，也反映了她们在努力平衡工作与增加的家庭责任之时左支右绌。甚至对新冠病毒的关键性医学研究也以男性为中心。
作为深入参与新冠大流行科学研究的女性，我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我们的专业知识在这一公共卫生紧急情况的真正决策中意义不大。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的工作受到媒体的忽视甚至歪曲。我们清楚在这一切结束之后，还要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以夺回在这场危机中逐渐丧失的专业地位，这可真让人心力交瘁。
我们担心，这些经历将导致女性科研人才在大流行之后大量流失——尤其是初级学者——即使在保证任职评比暂停或其他缓解政策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从同事和朋友的声音中听到的理想幻灭和愤世嫉俗让我们满心伤悲。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一切结束后，我就不干了”这句话我们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几乎都是女性说的。
我们不敢抱怨，因为害怕被视为软弱。好像我们一直醉心名望或总抱怨被忽视，而实际上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双重过滤器已经为我们打造出比许多男同事更坚强的身心、更强大的适应力。
针对这些问题的可行性解决方案已经被提出并讨论了很多次：改变晋升标准，有针对性地资助，提高记者的意识，以及在学术小组中强制吸收不同性别的演讲者。
虽然迫切需要，但这些解决办法不足以应对大流行带来不平等的恶化。我们需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并认真反思它所暴露出的文化和制度弊端。
毫无疑问，这篇文章会引发意料之中的反应：指责我们是精英，我们已经被赋权，我们的优先次序错了，我们反应过度，我们是偏执狂，发起#NotAllMen运动……与此同时，我们的许多男同事会给我们发一些善意的鼓励私信，询问推特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女性等。
记者们会问可以采访谁，以及是否能提供一份人员清单。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有女性专家的名单、科学论文的作者名单和学术网站。这些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我们多年来不顾男权主义的阻碍而一直在为科学的进步而奋斗。我们希望现在能够把重点放在抗击新冠疫情上。
卡罗林·布基（Caroline Buckee）系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H.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流行病学副教授。
贝斯尼·赫德特-高蒂尔（Bethany Hedt-Gauthier）系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全球健康与社会医药副教授。
艾莎·茂哈默德（Ayesha Mahmud）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人口学助理教授。
帕莫拉·马丁内斯（Pamela Martinez）系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H.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博士后研究员。
克里斯丁·泰迪亚诺（Christine Tedijanto）系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H.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流行病学研究生。
梅根·穆雷（Megan Murray）系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全球健康教授。
瑞贝卡·可汗（Rebecca Khan）系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H.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流行病学研究生。
提基斯特·门可儿（Tigist Menkir）系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H.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流行病学研究生。
李若然（Ruoran Li）系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H.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博士后研究员。
萨拉·苏里曼（Sara Suliman）系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 布莱根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医药指导员。
贝利·佛斯蒂克（Bailey Fosdick）系科罗拉多州立大学（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数据学助理教授。
莎拉·科比（Sarah Cobey）系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生态学及进化论副教授。
安吉拉·拉斯姆森（Angela Rasmussen）系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Columbia University 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副研究科学家.
萨斯基亚·波佩斯库（Saskia Popescu）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资深感染预防员。
穆格·塞维克（Muge Cevik）系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医学院 的临床医师。
萨拉·达达（Sara Dada）系Vayu全球健康基金（Vayu Global Health Foundation）的全球健康研究员。
海伦·詹金斯（Helen Jenkins）系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Bos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生物数据助理教授。
汉娜·克莱普汉姆（Hannah Clapham）系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the Saw Swee Hock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流行病学助理教授。
艾琳·莫迪改（Erin Mordecai）系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生物学助理教授。
凯蒂·汉普森（Katie Hampson）系格拉斯高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研究员。
迈姆那·马詹姆得（Maimuna S. Majumder）系波士顿儿童医院和哈佛医学院的计算健康信息学计划的成员。
艾米·韦索洛夫斯基（Amy Wesolowski）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School）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助理教授。
克鲁提卡·库帕丽（Krutika Kuppalli）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生物安全研究员的新兴领导人。
伊莎贝尔·罗德里格斯·巴拉克（Isabel Rodriguez Barraquer）系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的医学助理教授。
塔拉·史密斯（Tara C. Smith）系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教授。
艾玛·霍德克罗夫特（Emma B. Hodcroft）系巴塞尔大学（University of Basel）生物研究中心（Biozentrum）的博士后研究员。
丽贝卡·克里斯托弗森（Rebecca C. Christofferson）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兽医学院病理生物学系工作。
贾丽娜·格拉丁（Jaline Gerardin）系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芬伯格医学院的预防医学助理教授。
罗萨林德·艾格（Rosalind Eggo）系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的流行病学助理教授。
劳伦·考利（Lauren Cowley）系巴斯大学（University of Bath）生物信息学的优秀研究员。
劳伦·柴尔德兹（Lauren M. Childs）系维珍科技（Virginia Tech）数学助理教授。
林赛·基根（Lindsay T. Keegan）系犹他大学（University of Utah）的流行病学研究助理教授。
弗吉尼亚·皮策（Virginia Pitzer）系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Yal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流行病学副教授。
凯瑟琳·奥尔登堡（Catherine Oldenburg）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的流行病学助理教授。
鲁帕·达特（Roopa Dhatt）系全球健康女性组织（Women in Global Health）的执行董事兼联合创始人。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