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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冠疫情以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阻断了人们的旅行。已有许多讨论关注这对依赖国际学生收费的大学意味着什么，但对那些正在进行田野调查的学生所面临的个人挑战，我们关注得还不够多。
旅行禁令和在田野考察地点实施封锁，使许多在疫情暴发时身处海外或即将开始田野考察的博士生的个人生活和工作陷入不安。以卢克（Luke，化名）为例，他是英国一所高校发展经济学的博士二年级生。他本应在2020年3月起在6个非洲国家度过6个月。但是，在他即将启程时，航空公司开始取消航班，各个国家开始发布旅行禁令。卢克因此被困在英国。即使他设法前往海外，由于当地控制感染率的限制性举措，他也将无法收集数据。
卢克解释说：“田野调查是一个非常有机的过程，需要一种非结构化的方式…与人们面谈。而且，当你不能前往咖啡馆或餐厅时，这些面谈很难实现。”目前这些限制性举措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研究者“接触他人”。
即使某些国家的旅行禁令已部分取消，但因旅行对健康的影响，不是所有人都能轻易搭乘最近的一架航班出行。“杰西卡”（Jessica）是美国一所大学政治科学专业的五年级博士生。她本应在3月中旬前往北非进行田野调查，但疫情阻碍了她的出行计划，而她现在不确定她究竟能否旅行。她说：“现在有一项针对大学因公出行的禁令。即使旅行是可行的，我的健康问题也使我处于高风险的边缘。”
转向数字化研究并非对所有博士项目而言都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取消面对面接触所带来的非正式交谈也会阻碍研究者为高质量（且合乎伦理的）研究而构建的信任感。
“朱莉亚”（Julia）是英国的一位博士二年级生，她在非洲东部的一个农村社区进行研究。她告诉我说，她的研究助手已经成功地对一些受访者进行了电话采访。然而，这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当疫情袭来时，她已经处于第二次主要的田野调查的尾声。她说：“我们已经和人们建立了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给受访者打电话，而他们会很愿意分享。”
但是在线研究方法仅适用于具有较高数字素养水平的受访者。“克拉拉”（Clara）正在南欧的一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的研究涉及对众多欧盟公务员进行采访。她之所以能够通过电话继续进行研究，是因为这样的受访者非常习惯于远程会议。不过，她丝毫不幻想这样的研究质量能与她亲自采访他们时一样。她说：“当你与受访者面对面时，总会得到更好的采访。我做过的最好的采访之一，对象是一名记者。他直接给了我一大堆文件。电话采访里永远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尽管研究者正面临这些重大问题，但许多高校和资助机构的反应明显不足。
博士三年级生“杰斯克兰”（Jaskiran）正在印度农村进行她的田野调查。她正在努力从对她进行资助的英国机构得到保证，以确保她的奖学金将得到延长。她的田野考察工作先是因2019年秋季该地区紧张的政治局势而中断，然后又因疫情而再次中断。由于印度的新冠感染率仍在上升，她对能否尽快回复田野调查存有严重疑虑。但要转向数字方法进行研究，她又需要时间和指导。
除了构成直接问题之外，对田野调查的干扰还威胁着研究生的长期职业前景。英国的一位博士二年级生“马克”（Mark）正在努力推进他关于文学的论文。由于论文严重依赖档案研究，因此他的项目不仅受到旅行禁令的影响，还因档案馆的大范围关闭而大大延迟了。此外，他认为像他这样的博士生将会进一步在招聘委员会处碰壁，尤其是在学术工作市场面临如此压力的情况下。例如，我们可能看到一个“博士学习被打断”的人在申请一份工作时，与他同时应聘的是“一位有大量经验和丰富研究简历“，但因被裁员而被迫寻找”低两个等级的工作的副教授”。
随着疫情的蔓延，高校需要加大对学习受到干扰的博士生们的支持。首先，他们必须及时延长资助，以使学生们能够灵活地更改他们的研究计划。他们还必须提供适当的指导和培训资源，以帮助学生进行此类调整。然而，为了维护新一代学者的长期职业前景，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努力建立一个更加可持续化、市场化程度更低的高等教育体系。
罗伦纳·加左提（Lorena Gazzotti）系剑桥大学露西·卡文迪许学院（Lucy Cavendish College）以及该校艺术、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in the Arts,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的Alice Tong Sze研究员。她也是英国大学与学院工会剑桥分会的反散工官员。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