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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东北方向，距离一个多小时火车车程的小城市水户，富田敬子（Keiko Tomita）喝了一口绿茶，微笑着回忆起她在离此不远的女子高中就读的情景。
现任常盘大学（Tokiwa University）校长的富田说：“我不喜欢那段经历，因为她们总在聊八卦，而我对此并不感兴趣。”
她也不喜欢那些让日本看起来对女性来说是个糟糕的地方的调查。她喜欢往好的方面看。
她说：“日本女性享有自由，行使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我们的教育也基本平等。总的来说，在一个非常稳定、和平的社会和富裕的国家，日本女性享有良好的机会。”
她亲眼目睹了她的国家取得的进步。40多年前，当她还在上学的时候，她所在的城镇的女孩去另一个城市读大学是很少见的，而这却是她非常想做的。
她说：“当时大多数女孩选择在当地上大学。对父母来说，送她们去东京或本社区以外的地方仍然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父亲当时有两个条件。第一，我的学校必须比本地学校更好；第二，它最好是一所女子学校。”
当富田从东京女子基督教大学（Tokyo Women’s Christian University）毕业时，她被认为“受教育过度”，因为女性仍然被视为“次等劳动力”。读两年制的“短期大学”是更容易找到工作的途径，因为大多数公司认为女性工作不超过几年就会辞职抚养孩子。而富田继续攻读了研究生，此后进入联合国工作。
她从2019年开始成为了常盘大学的校长，在日本社会享有很高的地位。但当她在外代表学校时，她仍然常常是“房间里唯一的女性”。但社会正在取得进步。例如，在最近的一次由12名地区代表参加的会议上，她是仅有的3名女性之一——但这恰恰是她参会的原因。
她说：“女性的参与仍相对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希望。我意识到，当他们找到我时，是在积极寻找女性……他们觉得需要倾听（我们的）声音。”
统计数据强调了这种需要。今年7月，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Global Gender Gap Index）中，日本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七国集团主要经济体中得分最低。总体而言，日本在146个国家中排名第116位，比去年的第120位略有上升，但仍低于其邻国韩国（第99位）和中国（第102位）。虽然日本在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参与度方面实现了性别平等，但由于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下降，日本在“经济参与和机会”方面有所倒退。日本女性在立法、高级和管理职位上的比例也下降了9.8%，而男性的比例则增加了2.6%。
这些数字可能看起来很抽象，但在大多数日本大学，你只需要沿着走廊走，就能感到女性的明显缺位。尽管女性约占日本大学毕业生的45%（这一比例在过去10年中一直在缓慢上升），但女性人数在本科以上的教育中开始减少。
202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日本86所国立公立大学（包括了日本最著名的大学在内的半自治机构）中，女性学者的占比不到17%。哪怕在周边区域中，这一数字也很糟糕，并且远远低于西方。例如，同一时期英国的学者中，女性占比接近47%。
在食物链最顶端，女性的数量更少；她们占日本高校750多名校长的10%左右。
谷冈郁子（Kuniko Tanioka）担任至学馆大学（Shigakkan University）的校长已有30年，这是一所位于名古屋郊外的小型私立大学。在一场权力斗争中，她以讲师的身份加入了至学馆大学英语学院，此后不久，她就在32岁的时候执掌大权。
当时，至学馆是一所女子大学，但谷冈发现自己还太年轻，经验不足，不受重视，甚至她自己都怀疑自己的领导能力。
“我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资格扮演这个角色。对此我确实有些犹豫，但领导层需要来结束这场权力游戏，我觉得（有义务）做些什么。我的结论是，我是最接近学生的。虽然我可能不足以成为学者和工作人员的领导者，但我可以成为学生的代表和领导者。”
熬过了危险的头几个月，她胆子大了。上任3年后，她试图改革另一个女性参与度较低的领域，成立了日本第一支高校级别的女子摔跤队。她对摔跤并没有特别的热爱，但她认为这是一个提高所有女性运动的机会。
在那个年代，男教练“给女运动员建造了一个奴隶屋”，很多女运动员经常受伤，或者因为体内含铁量低而停经。谷冈认为，如果高校的教练活动能与营养和训练项目联系起来，这种情况“很容易改变”。但她遭到了强烈的抵制。
“我和教练们谈了又谈，但他们说，‘闭嘴：你不了解田径、排球、体操这些运动。’......我决定，如果现有团队不听我的，我将创建一个新的模范团队。在这个团队中，女性自身的领导力将得到重视，她们可以制定日常锻炼计划，科学地做每一件事。”
这也是一个培养冠军的机会。在2004年雅典夏季奥运会上，至学馆的女子摔跤选手第一次参加比赛，她们开始赢得奖牌。从那时起，这所大学在每届奥运会上都培养出了金牌得主。
但谷冈还没有完成改变现状的工作。2010年，她采取了另一个激进的举措，把学校改为男女同校。
谷冈毕业于女子学院，她深知女子学院的好处：“在这类学校里，女性作为学生必须承担所有角色——她们成为学生团体代表，团队的队长。女子学院确实提高了女性的能力和领导力……这就是为什么女子大学比其他大学培养出更多（大学）校长的原因。”
但她担心，从这些高校毕业的年轻女性过于孤立，学到了一种“伪领导力”，没有为她们的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她还觉得需要做更多工作来向男性传授有关性别问题的知识。
她说：“亚洲国家女性发展如此缓慢的原因不是因为女性没有权力、不聪明或没有天赋，而是因为男性不了解女性。男性没有受到了解女性的教育……没有接触到女性领导。”
然而，领先的教育工作者仍在为仅限女性的高校辩护，这类学校在日本仍很受欢迎。即使是现在，男女同校的大学已经成为常态，日本女子学院依然蓬勃发展。截至2021年，日本有75所女子学院，而在人口数量是日本2倍的美国，只有34所女子学院。
津田塾大学（Tsuda University）是其中历史最悠久，也可以说是最负盛名的女子大学之一。它由日本女性教育的先驱津田梅子（Umeko Tsuda）于1900年创立，培养出了许多领导人，包括日本首位女性外交官山根敏子（Toshiko Yamane）和首位女性内阁官房长官森山真弓（Mayumi Moriyama）。
如今，津田塾大学有3000多名学生，其中大多数是文理学院的本科生。在创校时代，校长办公室位于一栋2层的日式建筑里，如今校长办公室所在的建筑是加州伯克利常见的20世纪30年代风格的黄色砖砌建筑。
随着雨水开始落在津田塾的操场上，学生们赶紧进入室内。校长高桥裕子（Yuko Takahashi）打着一把黑色大伞，领着大家来到两间餐厅中比较安静的一间。在学期中的繁忙时期，她非常乐于展示自己的学校——她说自己的信念矢志不渝，像津田塾这样的大学必须走在前列，为日本女性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她表示：“对女生来说，在接受高等教育时……成为（教师关注的）中心仍然非常重要。”与此同时，年轻女孩们正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字，与邻桌聊天。
高桥认为，津田塾的校园是女性的天堂。在一所传统的男女同校的大学里，她们会扮演男性的“配角甚至顺从他们的角色”。但和其他教育工作者一样，她也在为如何解决学术界女性人才流失的问题而绞尽脑汁。这反映出“人们认为男性年轻研究者和学者更可能成为高成就人士，而他们也正处在接受培养的轨道上。”
高桥一直在和日本东北大学（Tohoku University）国际战略研究室副主任米泽彰纯（Akiyoshi Yonezawa）教授研究这个问题。她指出，1997年任命的奈良女子大学（Nara Women’s University）校长是第一位担任日本国立大学领导者职位的女性。她表示：“我是一名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在日本的）许多著名大学里，我们从未有过女性校长，这真的很奇怪。”她将日本的情况与美国的情况进行了对比，美国的一流大学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任命女性校长。
更令人不安的是，日本的综合性大学——包括专业学校、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至今还没有任命一位女性领导。
还有公然歧视的案例。2018年，一所顶尖医学院在招生过程中故意给女性设置障碍，这一丑闻震惊了日本国民。东京医科大学（Tokyo Medical University）的官员承认，为了避免未来出现医生短缺，他们操纵了入学考试成绩。因为女性一旦结婚或有了家庭，就会被认为不可靠。不久之后，学校任命了一位女校长。
尽管改革进展缓慢，但一些日本高校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尝试不同的方法。
2021年，东京大学（University of Tokyo）开始了大胆的改革——该校约20%的学生是女性。即将上任的校长藤井辉夫（Teruo Fujii）承诺，将确保半数的董事席位由女性担任，并就多元化和包容性发表声明，确保“多元化成员……参与（大学中）包括决策过程在内的所有活动，并且不会因为任何属性或背景被不合理地排除在外。”
与此同时，东北大学最近在其性别多样性最低的院系之一为女性保留了5个新的教授职位。米泽说：“我们工程学院如今的123名正教授中只有两名女教授，这是一件真正有政治争议的事情。”尽管此举因排除男性候选人而受到批评，但他认为这表明了“学校立即采取行动改变这种高度不平衡的状况的……强烈意愿。”
对于高校校长性别不平衡的状况，米泽认为这与高校选择领导的方式有很大关系。许多著名的大学，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通常都是通过教师选举产生校长。现有的教授们倾向于选择相同性别的申请者，因此形成了性别不平衡的恶性循环。较大的院系——通常是在男性主导的领域，如工程或医学——拥有较大的发言权。
根据政府的政策，国立大学成立了校长选举委员会，并邀请一半以上的外部人士担任委员。然而，人们仍倾向于在学校完成校长（还有院长和教授）的任命。
尽管东北大学仍在努力提高包括高层领导在内的各级别的女性成员比例，但这一过程非常耗时。米泽说：“这可能还需要20到30年的时间，我们不能等那么久。”他希望制定更明确的规则，使选拔过程更加性别平等。
不过，他也认识到，在高校之外寻找人选，并不能保证一定会获得更大的多样性。米泽说：“即使高校向外搜寻……我们也不能确定他们是否认真地在男性和女性之中进行寻找。”他说，这种情况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虽然职位“理论上”对所有人开放，但实际上，候选名单往往由受人青睐的候选人主导——通常是较年长的男性。
米泽并不是唯一一个默默推动变革的日本男性。在东京市中心的一桥大学（Hitotsubashi University）商学院工作的社会学家小野浩（Hiroshi Ono）一直在思考，像他这样的管理者可以做些什么，好让学术界对女性更有吸引力。作为学术夫妻的一员，这位一桥国际企业战略学院的院长也不得不与社会规范作斗争。
他说：“我让我的两个孩子上了日本的小学——（学校）基本上认为家里有一位全职的家庭主妇。”
当小野在瑞典做博士后研究员时，他被鼓励休两周以上的陪产假。在他之前工作的美国，陪产假是标配。但在他日本的部门里，他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休过产假。但他至少试图在平衡工作与生活方面树立榜样，鼓励自己的员工（都是女性）按时下班，取消周末工作时间，并有意识地避免在休息日发邮件。他说：“下午4点过后我就不开会了——这一点我已明确说过。”
日本男性学者不愿接受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与一种根深蒂固的心态和避免成为同事负担的愿望有关。小野说：“有时我们会做得极端，因为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听到，男性应该致力于工作，他们应该待在办公室。”
与此相对应的是，小野在对公司员工的研究采访中发现，很多日本男性都对家没有归属感。“他们告诉我，‘我晚上7点回家，但我妻子不想让我回家，因为她忙着照顾孩子。’这些人一开始只是在开玩笑，但事实证明，他们说的很多都是真的。”
当然，其结果是，男性学者比女性同事的工作效率更高，而女性同事被期望更早回家，这使得女性更难以获得终身职位和晋升。
小野担心，如果没有强制性的产假政策，事情可能永远不会改变。
“如果你不强迫男性休假，我认为我们永远不会达到临界规模……即使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男性也不愿休假，所以不得不强制他们休假。越多的人选择休假，产假就越不容易被污名化，休产假也会变得更容易。”
至学馆的谷冈野认为进展太慢。尽管她英语流利，曾担任日本摔跤联合会（Japan Wrestling Federation）副主席9年，担任过大学校长，还曾在日本国家立法机构工作过一段时间，但她不得不等了9年，才被承认为该运动的全球管理机构——世界摔跤联合会理事会的国家候选人。
她说：“我可能是他们最好的候选人……不是因为我是女性，而是因为我所在的大学（在摔跤方面）取得的成就比日本任何一所大学都要多。除此以外，我是一所大学的校长，而且是那个老男孩俱乐部里唯一一个会说英语的人。但在那个俱乐部里，候选人必须是前摔跤手、奖牌得主、男性，而且住在东京——我都不符合。”
特别是在学术界，她和小野一样，认为需要某种程度的强迫来加速改变。
她表示：“我觉得配额制是必要的，不是永久性的，但可能至少在5到10年内都是必要的。”她举例说，在日本奥委会规定执行董事会成员中女性比例应在30%至40%之后，日本体育界发生了“迅速变化”。
然而，其他学者对通过强迫实现变革持谨慎态度。常盘大学的富田警告说：“在引入任何配额制度时，我们都必须非常小心。”在联合国任职的30年里，她看到了在她加入联合国之前强制推行的管理职位性别配额有时会适得其反。她说：“在很多情况下，女性自己还没有为这些职位做好准备。”
此外，她还担心配额制会导致员工（包括男性和女性）感到不满，并怀疑掌权的女性的职位来之不当。相反，她所在的大学选择在招聘广告中强调他们在认真寻找女性候选人。
虽然她认为日本学术界的女性地位“当然存在差距，需要弥补”，但她认为，应该关注的是女性选择的领域。即使在今天，日本社会在哪些学科适合女学生和男学生方面仍然有“非常强烈的劳动分工意识”——这一点她在自己的学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该校的护理学院和健康与营养学系几乎没有男性。
与此同时，在家里，女性需要摆脱必须自己做所有事情的观念，这导致她们“过度劳累和疲惫”——尤其是在未来几年，随着日本人口进一步老龄化，女性的负担只可能会增加，而日本已经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尽管如此，富田从经验中得知，外包任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她开玩笑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很幸运，因为我的丈夫也曾在联合国工作，他以前有一个女上司。所以他可以接受女人对他指手画脚。”
国际上的例子对一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臼井惠美子（Emiko Usui）也很有用。上世纪90年代，当她第一次在美国结识一位她很欣赏的处于孕期的教授时，她意识到兼顾母亲和学者的身份是可能的。但她希望，她参与的日本经济学研究人员指导项目将帮助更多女性改变这个国家的模式。在这个国家，学术成功和母亲的身份仍然常被视为是互斥的。
根据她的经验，在两者间取得平衡的可能性正不断加大。她表示：“在日本，我们可以使用托儿所、课后项目和老年人设施。”不过，她遗憾地发现，研究生很难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市立托儿所，因为这些机构并不总是承认他们是全职工作者。她还承认，不定期的托儿或照顾老人的紧急情况可能会造成问题。但她在一桥大学的同事们“非常有同事爱，也很贴心”，而且“在（照顾孩子）的紧急情况下，他们总是很友好地帮助别人。我自己也会在紧急情况下帮助同事。我们会根据别人的时间表进行调整，并且有一个互助的工作环境。”
她说，去年在她的部门，一名女教师和两名男教师休了产假。她还指出，一桥支持有孩子的研究人员雇佣研究助理。“我一直希望能有这样的支持，这对我的研究活动非常有帮助。”
如果日本学术界要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在性别平等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很明显，这种态度和项目将需要在日本的各个校园广泛推广。
pola.lem@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后记
Print headline: Is the balance tipping in Japan for wom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