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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冠疫情大流行开始，我在新兴病毒方面的专业知识就一直受到媒体的关注。有时我的观点会被文章引用，但我尽量避免在我认为尚未解决的问题上偏袒任何一方，所以我的发言并不总是能成就好报道。尽管如此，我经常从记者们写的背景信息中发现自己的观点。
我不介意不被引用。我认为向公众提供信息是科学家的一项重要职责：这是我们签署的合同中的一项附带条件，规定了对我们研究的支持。鉴于在反科学或反社会计划的推动下，错误信息和阴谋论如雪崩一般影响了公众对新冠疫情的态度，这一点现在尤其重要。
考虑到这一点，我还联系了那些似乎真诚地想传递真实信息，但被糟糕的消息来源或看似合理但错误的推理误导的记者。在表示欣赏之后，我通常会引用他们文章中不准确的句子，并在适当的时候引用科学文献来解释缺陷。如果可能，我会提供可替换的文本。
大多数时候，记者们都很感激，并愿意做出必要的修改以提高文章准确性。我提议的替代段落有时甚至完全取代了有缺陷的信息。再说一次，我几乎从来没有被引作消息来源，但我得到了回报，因为公众收到的信息越来越好。想到我可能会被认为是“代笔”这一点确实令我吃惊，因为这是我在医学和科学学术中所谴责的行当，但想想这篇文章也会被一个编辑能手修改，而其输入在很大程度上是匿名的，所以我并不为此感到困扰。
然而，有时记者会以敌意回应。我知道媒体工作者所承受的压力，我也理解为什么会认为任何质疑他们报道的人都是阴谋论者。有时（但并非总是）我可以通过向他们保证我的唯一动机是确保向公众传达准确的科学，从而克服他们最初对对话的抵触。
加剧这一问题的是，当局似乎无法传达正确、直接和一致的信息。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复杂的科学问题往往难以用简单而真实的语言来表述。
举个例子，我最近注意到一篇针对社交媒体表情图的事实核查帖子。被核查的表情图宣称，病毒倾向于进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对宿主的危害（毒性）会越来越小。这一表情图传播的目的似乎是尽量减少出现新冠病毒变种的严重性。然而，在当前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这个事实核查贴子显然过于简单化。
如果你想确定一张照片是否代表了它所声称的东西，或者某人是否真的做了某些特定的陈述，那么有一些完善的调查标准。然而，在科学辩论的话题上，通常很少有理由给出决定性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在没有提供“毒性”或“随着时间的推移”的适当定义的情况下，事实核查人员毫不掩饰地决定将病毒随着时间的推移毒性变弱的说法评为“错误”。
我联系了作者。我向她表示，一篇旧的新闻文章实际上并不是她断言的证据。我告诉她，耐药性的进化并不意味着毒性的增加，而且许多动物的宿主病毒已经进化到不会伤害它们。还必须纠正以疟疾为例的关于病毒传播性质的断言，即疟疾不是由病毒引起的。
我在这里的观点不是说毒性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特别是如果毒性被定义为引起严重疾病的倾向，这是一种与传播性无关的现象，而且时间间隔很长。问题在于，事实核查人员缺乏必要的证据来明确拒绝毒性下降的说法，而且她误解了其他数据。我认为她的事实核查“大部分是假的”，并邀请她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然而，我没有得到直接的回应。虽然关于疟疾的句子很快就被删除了，但这篇文章仍然引用了一篇文章的内容来支持自己的立场，而被引用的文章观点与另一篇更早的著名文章观点直接矛盾。这应该足以证明这个话题是一个科学辩论，不能归结为一个正确或错误的判断。
所以，是的，我很沮丧。我觉得我的努力在这件事上只取得了很小的成功。但借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的就职牧师演说的话来说，“糟糕的文章不需要更多的指引，就像好人应该静观其变一样。”
大卫·A·桑德斯（David A. Sanders）是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 in Indiana）的生物科学副教授。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