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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这个时候，我将结束自己22年的大学校长生涯。这份工作从来都非易事——即使在20年前相对平静的日子里也是如此。如今它更难了。
在2000年成为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院长之前，我在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担任文学、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达6年之久。自2009年，我开始了现在在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职位。尽管在南加州大学期间，我在筹款、战略规划、预算编制和公共演讲等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我发现入主校长办公室仍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作为一名教职员工、系主任、甚至是院长时，我对校长怀有一种勉强的敬意，在迅速批评他们的领导之时，从不怀疑自己可以做得更好。要小心你许的愿望。当真的轮到我时，我已经无人可以责备了。幸运的是，有董事会的支持以及我们教职工、学生和校友的善意和耐心，我最终开始掌握当校长的窍门。
但随后世界发生了变化，使大学校长的工作变得更为复杂。虽然全球性问题早已越过我们校园的门槛——想想越南战争或南非种族隔离吧——曾经的偶发事件现在已成为常态。数十年来无视气候变化、财富不平等的加剧、系统性种族主义等积攒了愤怒，虽然可以理解，但这仍使校长的工作充满挑战。
2001年，我的同行、时任玛卡莱斯特学院（Macalester College）校长麦克·麦克弗森（Mike McPherson）与我共同撰写了一篇题为《当抗议以互联网速度进行时》的专栏文章，认为活动人士开始采用不同的沟通和建立共识的方法，而即时与私密的沟通方式必然会给大学带来压力，要求大学以从前无法想象的速度做出回应。考虑到共享治理宝贵但繁琐的系统（“让我们再创建一个委员会吧”），这也是从前不可能做到的。我们预计校长们有朝一日每周会收到数百封愤怒的电子邮件，在这个大规模抗议的时代，这是个积极保守的估计。我们写道：“在新环境下，想法变化很快，问题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紧迫起来。”我们还补充说：“当激情以互联网速度蔓延时，事实和证据往往远远落后”，从而分裂大学社区并制造混乱的气氛和不信任。如果那时能预见社交媒体的兴起，我们会道出更多焦虑。
在合著书籍《封闭心门：新原教旨主义如何分裂我们》中，我与另一位作者盖瑞·索尔·莫森（Gary Saul Morson）探讨了原教旨主义思想如何在远超出宗教世界的范围内扎根。我们认为，2016年美国原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选举和同年的“脱欧”公投是一场更广泛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是由绝不妥协的意识形态和生死攸关的信念来推动的。在这个世界中，人们互相喊叫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没有人用心听。而学院和大学往往处于这一切的最前线。
因此，许多大学校长已经放弃了自己作为公共意见领袖的角色，这不令人惊讶——虽然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开心，但他们通常需要与那些最不开心的人打交道。据说哈佛校长曾致电白宫并要求接线员“告诉罗斯福先生校长正等着与他通话”，这样的日子已经很遥远了。如今，虽然校长们仍在撰写专栏文章并发表演讲，但他们倾向于选择诸如增加政府支持的研究和增加联邦学生援助等非争议性问题，避免可能引起争议的棘手话题。毕竟，为什么要冒着疏远捐赠者和官员的风险在当前的实质问题上“站队”呢？
那么，这对新上任的高校领导意味着什么？坚韧肯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请记住，对许多永远不会在生活中认识你的人而言，你主要是一个象征，所以很容易成为他们愤怒的目标。一位非常聪明的前校长曾告诉我，当他遇到巨大困难时，会拿出名片，上面印着他的名字，后面跟着“校长”两个字。他会提醒自己，人们讨厌的是出现在逗号之后而非之前的字。
至于我，我期待当打开电子邮箱时，不必回复以“我很生气......”开头的消息。但我会怀念我的工作，尤其是与那些才华横溢且有责任感的课堂内外的学生相处所带来的智力刺激、从我的教职工那里学习到自身领域以外新知的快感、以及与工作人员共事的荣幸——他们每天都在推动我们的大学向前发展，通常只字不提自己的功劳。
随着我的校长任期即将结束，我建议那些刚开始工作的同事回忆一下那句老话：“想成为大学校长的人，比想做好大学校长工作的人要多得多。 ”过去确实如此，如今更甚。意识到你正在进入什么领域，并找出一种方法让你个人与你领导的高校一起茁壮成长吧。
莫顿·夏皮罗（Morton Schapiro）系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校长与经济学教授。
本文由刘静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后记
Print headline: A tougher job than e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