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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不再阅读学生在课程评估调查中所写的匿名评论。除非必要，我不会再次阅读它们。我理解为什么有人支持匿名。匿名反馈不受礼貌的束缚，也不用担心受到谴责，能为具有特权的人提供他们可能无法从面对面交流中得到的有益信息。但是，匿名也有其代价，而我不再认为利大于弊。
我从未进行过匿名反馈。在填写员工调查表时，我会在所有我写的自由评论底端标上自己的名字。这也许是虚荣作祟：为什么要在不能署名的文字上浪费时间？但这至少意味着我对这些表扬和批评的言论负责。我有动力去关心我的言论准确表达了我的意思。
我们的线上生活已使匿名正常化。贾伦·拉尼尔（Jaron Lanier）在《你不是小工具：一个宣言》（You Are Not a Gadget: A Manifesto, 2010）中说，匿名性现在是植入软件的“无法移除的永恒结构”。虽然早期万维网用户在自己的线上身份中展现出了外向性和学院性，但Web 2.0向用户生成内容的转变促使了化名和化身的使用。我们已经习惯了以发布低水准评价、留下反馈或更新社交媒体新鲜事的方式在线上提供免费内容。
即使我们把名字写在言论后，名字也不是那么重要。在这个新世界中，重要的不是构成世界的人，而是无止尽的、集体生成的数据。这些数据可能被滥用于广告、监视和其他目的。
拉尼尔认为，这种新文化导致了“飞车式匿名”。它使随意攻击他人的人得到力量，奖励了嘲讽性言论，并创造了“一个总体来说不友好且没有建设性的线上世界”。因技术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们更有可能忘记，我们所评论的是像自己一样复杂的、受到骚扰的、会受伤的人。
在这个问题中，学术界处于较为幸运的一端。如果优步驾驶员获得太多不良评分，他们将无法使用给他们带来新客户的应用程序。在学术界，不佳反馈通常不会影响我们的薪资或工作。我们也很幸运，只有极少数的学生是残酷或不友善的。
但是，这类评论确实会被发布出来，并且有大量研究表明，负面反馈更大程度上针对的是年轻、女性和黑人、亚裔及其他少数族裔的讲师。匿名反馈还有更阴险的一面：它歪曲了写作作为人与人之间交流方式的本质。这些评价可能被随意散布和分发，与此同时人们在收到更多进行反馈的邀请。这些文字对读者的意义远大于对作者的意义，而这是不对的。
因此，拉尼尔提出了改善在线文化的建议，其中一点是发布写作时间比阅读时间长100倍的文字。这些文字更可能传递出有趣且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的文化对可计算信息的渴望让细微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吉尔斯·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菲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在《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1972）中指出：“写作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的事情”。他们写道，资本主义偏好“电子语言”，即那些可被处理、操作并货币化的文字。但是文字不仅仅是数据的容器。它们具有感动、伤害、欺骗、愤怒、迷惑和哄骗他人的巨大力量。
我们的学生大多在Web 2.0时代下长大，他们不知道除此以外的现实是怎样的。他们对匿名感到很自在。但是作为一名英语讲师，我为这一点和我们尝试传授的好的写作有多大的冲突而感到震惊。我们告诉学生，要以小心的、经过考虑的顺序安排文字是很困难的，他们必须反复重写，直到文字听起来是自己能写出的最具深刻见解的版本为止。我们告诉他们，当他们考虑着自己的声音和读者，把文字当作是由一位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人为另一位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人所写就时，文字才有最强的穿透力。
在疫情期间，我们已经了解到，教学无法以一系列不见面的互动的形式蓬勃发展。正如Zoom研讨课在学生打开自己的摄像头时会更容易进行，我也更愿意从特定的、可识别的人那里收到反馈。我知道这种反馈会像所有人类交流一样存在缺陷，比如容易产生误解、自我审查和权力失衡。我们要更加努力，提供一个学生感到能自由发言的空间。而学生也需要花时间整理自己的评论，使其中直接和圆融的比例得当；但这也是他们能学习的好技巧不是吗？
尽管有种种困难，但署名的反馈仍比间离读写双方的单方面匿名可取。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再阅读匿名评论的原因。
乔·莫兰（Joe Moran）系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的英语教授。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