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高等教育2021年领导者调查：在疫情期间管理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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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第一次提出，一个领导人不可能在所有时刻都让所有人满意，但这一点在过去18个月里显得尤为贴切。

几乎世界上每个国家对疫情的处理都从不同角度收到过批评。一些国家的应对措施被普遍认为太迟缓或太过轻率，而另一些国家则被指责过于谨慎、专制或对经济具有破坏性。但无论你观点如何，另一个想法无疑在许多观察人士的脑海中回响：“需要做决定的人不是我真是太值得庆幸了。”

高校内部也有这样的说法。高校领导者们可能并没有负责数百万人的自由和整个国家的繁荣，有些人可能没有多少回旋的空间来绕过国家政策和行业规则。但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方向性决策（比如是否裁员或要求员工减薪，更不用说什么时候重开线下教学）所产生的结果，是平时高校管理中很少见的。

然而，无论这种沉重而紧迫的责任带来了怎样的负担，高校领导对这份工作的兴趣似乎并没有减少。事实上，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最近访问的180所高校的领导中，更多（42%）的人认为，在疫情期间他们的工作更有回报；而持反对意见的仅有26%。

上述这一点是令人震惊的调查发现之一。该调查于6月25日至8月4日期间询问高校领导的意见，这些高校至少位列一项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参与这项调查的领导者来自6大洲、55个国家。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是，在领导者看来，在线教学的体验并没有加速线下授课的消亡，也没有显著增加数字化颠覆者对传统大学的威胁。无论疫情对金融造成多大破坏，无论大学的运营环境在政治上有多混乱，人们对高校的未来还是充满了积极的看法。显然，高校领导是一群适应力强的人。

世界各地的高校领导都表达了对自己工作的强烈愉悦。总体而言，88%的人同意他们喜欢目前的工作，其中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强烈赞同。只有4%的人不同意，3%强烈反对。总体来说，欧洲大陆（为便于分析，该地区不包括英国）和澳大拉西亚的乐观情绪最高，亚洲最低。但即使在亚洲，也有83%的人喜欢自己的工作，不喜欢的人只占6%。

出于统计考虑，非洲和南美的回应没有在大陆一级上加以分析。然而，从这些地区的回答中也可以明显看出积极的一面。例如，乌干达马科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校长巴纳巴斯·纳旺维（Barnabas Nawangwe）认为，高校领导者的身份“让我有机会进入我国发展议程的中心”。

新上任的领导者尤具热情。在现有岗位上工作不到一年的人中，95%的人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没有人强烈不满。泰晤士高等教育的分析还显示，对自身工作满意度最高的领导者最可能感觉在疫情期间的工作更有回报。

那么，高校领导是否就是受虐狂呢？奥克兰大学（University of Auckland）校长道恩·弗莱士沃特（Dawn Freshwater）否认了这一点。她在疫情期间选择了更精简的决策方式。她指出，对高校官僚主义的抱怨通常是针对管理者的。她说：“但我们也不喜欢官僚主义，所以我们很高兴能在疫情期间去除一些这样的作风，并且得以清理一些日常工作中的混乱。因此，早晚都需要作出的改变提前出现了，这确实让我的工作更有回报。”

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Cape Town）校长马莫克提·法克恩（Mamokgethi Phakeng）也赞同这种观点：“因为人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有一种‘作为领导者你需要给我们指明方向’的气氛。通常情况下，领导者给出方向后会遇到阻力。我们与工会协商了一个新战略。他们提一些问题，然后执行决定。我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弗莱士沃特还提到，很高兴看到研究在减缓病毒传播和开发疫苗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看到我们的研究在这一语境下的重要性，以及政府恢复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制定方式为研究带来的认可，这些都令人欣慰。”

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校长段崇智（Rocky Tuan）指出，对他所领导的这所高度国际化的大学来说，疫情是一个特别令人担忧的时期。尽管如此，“虽然疫情的影响毋庸置疑是可怕的，但它也激励我们采取不同的方法，并刺激了创新。例如，我们开发出的新教学法不再是次等选择，而是以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拓宽我们视野的新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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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加拿大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校长帕特里克·迪恩（Patrick Deane）指出，领导者对工作的愉悦感可能会下降。“在加拿大，我们正努力走出疫情，但各种事件让工作变得不再令人满意，比如一些选民对重返线下教学的（可理解的）担忧。此外还有劳动力问题和被压抑的期望，这些问题很难解决。”

一些领导者反驳了他们“享受”疫情挑战的说法。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校长鲍勃·布朗（Bob Brown）认为：“领导力是一项非常以人为本的事业。在独处了这么多个月之后，我根本不会使用‘享受’这个词。‘有回报’是真的，因为你感觉自己所在的这所高校在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领导。”

显然，疫情给高校及其领导者带来了许多需要克服的挑战。58%的受访者承认，疫情对他们学校的财务状况产生了负面影响，而14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受访者全部认同这一观点，其中2/3的人强烈赞同。

当被问及哪些收入来源影响最大时，绝大多数澳大拉西亚的领导者都提到了国际学费。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校长迈克尔·斯科特（Michael Scott）表示， 这是因为国际学费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资金来源，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边境封锁使得国际学生几乎不可能前往该地区。

他表示：“今年，悉尼大学的国际生数量保持得不错，其他砂岩学府也是一样。但是许多规模较小的地区性院校已经落败，而且可能很难看到这一市场将会如何恢复。”

即使接种疫苗后，边界封锁可能会放宽，但困难不一定会结束。另一位澳大利亚的校长担心，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可能会持续数年，在2022-23年落到最低点”。

斯科特表示，澳大利亚的另一个问题是，联邦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竭力不提供持续性和可持续的支持”。例如将高校排除在JobKeeper就业补贴计划之外。“政府的主流说法是，高校很富有，应该有能力应对挑战。”

欧洲大陆对疫情带来的财务影响担忧最低，因为与许多其他地区相比，欧洲大陆高校的商业化程度要低得多。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University of Erlangen-Nuremberg）校长约阿希姆·霍尼格（Joachim Hornegger）指出：“我们是一所公立大学，有固定的预算。”而加泰罗尼亚大学（Universitat Politecnica de Catalunya）校长丹尼尔·克雷斯波（Daniel Crespo）说：“西班牙和地区政府已经考虑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因此我们没有受到明显的（金融）冲击。”在欧洲收到财政打击的地区，国际学费、研究补助金以及来自企业或慈善机构的合同是受影响最大的领域。

国际生学费也是英国大学校长们最头疼的财务问题，但其与澳大利亚相比所受影响要小得多，这反映出英国的边境政策不那么严格。北美和亚洲的领导者最担心的是学费和与本国学生相关的政府补助。

对于孟加拉国独立大学（Independent University of Bangladesh）校长坦维尔·哈桑（Tanweer Hasan）来说，向学生提供经济援助以弥补失业和收入减少带来的压力尤其大。几位领导者还提到，由于封锁，学生只能呆在家里，他们失去了住宿费。

一位英国校长表示：“我们对学生和利益相关者都维持着道德而非契约的关系，因此失去了大约2/3的住宿和餐饮收入，但我们设法在其他地方平衡了储蓄。”

澳大拉西亚在国际教育方面的困难也反映在它对疫情的反应上。在全球范围内，15%的受访者表示，由于疫情，他们已经裁减或将裁减一些长期员工。在所有被分析的大洲中，这一数字都很相似，但澳大拉西亚除外。在这一地区，86%的受访者计划或已经裁员，尽管他们都表示，裁员人数占所在学校总人数的不到10%。澳大利亚统计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的一项数据分析显示，在截止至今年5月的12个月里，澳大利亚的高校解雇了约3.5万名员工。但是，这些数字不包括大量未获合同续签的临时和固定聘期工作人员。澳大利亚大学联盟（Universities Australia）估计，2020年有1.7万高校员工失业，而其他机构的估计是这一数字的两倍以上。

在全球范围内，只有2%的受访者已经或打算裁减20%以上的长期雇员。

许多高校工作人员也被要求减薪。这是各国高校领导者在疫情开始时的共同反应，特别是在各国政府组织任何支持计划之前。泰晤士高等教育在2020年4月30日到5月22日期间对200所高校的领导人进行了类似的调查。其中，12%的受访者要求员工减薪，另有20%的受访者当时还没有决定。

当然，如果高校领导自己不减薪，要求员工减薪在政治上是难以做到的。在泰晤士高等教育的最新调查中，2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自己已经减薪，而在2020年，这一比例是24%（当时还有22%的受访者尚未作出决定）。其中只有6%的人减薪超过20%，32%的人减薪幅度在10%到20%之间。然而，有34%仍未决定减薪的数额。各个大洲的数据也有很大差异。在欧洲，没有受访者已经或计划减薪。在亚洲，只有15%的人减薪。而在澳大利亚和北美，这一比例分别为71%和52%。

一些领导者指出，领导者减薪对高校财务的实际影响是相当小的。然而，一位英国校长指出，2018年他们削减的20%薪水“为6个研究生助教职位提供了资金”。

弗吉尼亚州玛丽蒙特大学（Marymount University）校长埃尔玛·贝塞拉（Irma Becerra）最初接受了减薪，“但董事会不同意，所以我们在3个月后停止了减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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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哥卡利多尼亚大学（Glasgow Caledonian University）校长帕梅拉·吉列斯（Pamela Gillies）认为：“当高层的薪资不久后再次上涨时，短期减薪这种姿态就失去了很大的可信度。在某些引人注目的情况下，薪酬涨幅远远超过了之前的水平。”因此，格拉斯哥卡利多尼亚的高管团队“将我们工资的很大一部分捐赠给了学校的公益基金”，以支持有需要的学生。“这种更高水平的捐赠将一直延续到疫情结束后。”

展望未来，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疫情是否永远改变了教育。在这些领域和其他领域都有无数肯定的声音，即在线教育的最佳特征应长期保留。然而，学生们自己显然对数字体验的魅力不太买账，因为学生满意度直线下降，有些学生要求退款。而且，尽管一夜之间转向线上的举动相对成功，但领导者似乎也担心保留过多的数字化部分。

在被问及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自己的学校在未来5年将开设更全面的在线学位课程时，53%的受访者表示同意。然而，与疫情初期相比，这一数字实际上有所下降，当时有55%的受访者同意这一说法。持不同意见的人数也略有增长，从23%增至24%，不过强烈反对的人数比较低。

澳大拉西亚对在线教学的热情最高，但即使是这一区域的热情也已经大幅下降。预计将会开展更全面的在线学位教育的人数从89%跌至64%。相比之下，欧洲大陆的预期维持稳定，但其43%的百分比比其他任何我们分析的大洲都低。

许多领导者认为取消必要的线下授课会对更广泛的校园生活产生有害影响，而学生们一直说他们非常重视校园生活。事实上，只有13%的受访者认为，到2030年，数字技术将淘汰线下教学。相比之下，在疫情出现之前很久的2018年进行的第一次泰晤士高等教育领导者调查中，有19%的受访者同意这一点。换句话说，新冠疫情的经历让领导者们更加相信，线下授课的未来并不会势弱，而会是长远的。北美对线下教育的热情尤其强烈，没有人认为线下授课会消失。而亚洲的热情最低，但也只有20%的受访者认为，到2030年线下授课将消失；而认为不会消失的受访者比例为52%。

国际基督教大学（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的岩垣称：“数字技术将成为授课的一部分，但不会让线下授课消失。”

一些受访者（尤其在亚洲和非洲）指出，在网上提供授课必须得到政府许可。另一些人指出，虽然辍学者可能对全线上教学不感兴趣，但年长的学习者可能会感兴趣。瑞典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校长埃里克·瑞恩斯特朗姆（Erik Renström）说：“很明显本科生把校园视为行动的中心，他们想要完整的‘大学体验’。尤其对于国际学生，终身学习和在线学习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位亚洲校长指出，在线教育可能对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特别有利，但数字访问的问题损害了在线教育的潜力。

受访者对混合学习的热情明显高于完全的线上学位学习。86%的受访者同意，他们的学校将在未来5年增加混合学习的课程，而在2020年的调查中，这一比例为84%。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热情尤其高涨。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urich）校长萨拉·斯普林曼（Sarah Springman）警告称：“从时间和资源的角度看，混合学习实际上非常昂贵。我可以预见，它在未来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好处，但会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实现。”

她指出，在最近一个学校调查中，参与调查的42%的苏黎世联邦理工的学生中，有22%的人表示，他们希望每天都呆在学校里。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无法在家工作，或许是因为他们想见朋友。“其他大多数人说，他们希望在家工作两天，这样就不用经常通勤了。但几乎没有人说他们想一周在家学习5天。人们认识到，实验室、项目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才是大学的真正意义所在。”

也许这种认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现在的状况下，仍有86%的受访者对未来5年的招生工作持积极态度。即使在澳大拉西亚，也有78%的人保持积极态度，尽管与其他地区相比，感到强烈乐观的比例要低得多。

一位澳大利亚的校长说，很难说澳大利亚的边境政策对国际学生有什么中期影响。然而，“国内招生很可能保持稳定或不断增长”。奥克兰的弗莱士沃特发现了一个常识，即“我们知道能招到学生，但学生群体的组成、规模和形态可能会有所不同。其中一些可能是海外在线学习者；每个人都在为此做准备。”

对学生需求的深入了解无疑会促进招生工作。在他们心中，未来学生最看重的是教学质量（33%），其次是毕业生就业前景（21%）、学费成本和排名（均为12%）。然而，该名单因地区而异。澳大利亚的大学校长们绝大多数都将大学在排行榜上的地位视为学生最关心的问题，而英国的大学校长们则坚决认为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才是最关心的问题。

但这些感知到底有多准确呢？泰晤士高等教育的学生脉搏调查（Student Pulse Survey）显示，他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至少就占样本大部分的国际学生的担忧而言是正确的。最近一次调查是在6月28日至7月12日之间进行的，样本量为367人。调查结果显示，领导者把教学质量视为学生最关心的问题是正确的。然而，学费是他们的第二大担忧，甚至超过了毕业生就业能力，这或许反应了国际学生通常面临更高的费用。而高校领导者们对这些因素进行了相反的排名。

学生们对研究质量的评价也略高于大学在排名中的位置，而领导者们认为排名要重要得多。女王大学的迪恩透露：“在我们的讨论中，排名显得相当重要，尤其是对国际生来说。”

学生脉搏调查结果的一个令人瞩目的方面是，尽管学生们公开表示对环境的担忧，领导者们显然是正确的，他们认为高校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在未来学生的优先清单上排序较低。然而，80%的领导者表示，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落实反应了他们学校的运作方式，另有3%的人持不同意见。在英国（89%）和澳大利亚（92%），这种情绪尤其强烈——尽管一位澳大利亚的学校领导者曾表示，“在这一地区，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不重要”。

吉利斯表示，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格拉斯哥苏格兰人最新战略的“核心”。她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影响将推动我们在教育、研究、工业知识转移、社区发展和公民参与方面的工作。作为一所高校，我们的表现将取决于我们是否成功地完成了所有17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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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纳旺维称，马科雷雷大学的所有活动“必须与（乌干达）国家发展计划相一致，后者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

这些活动当然包括研究。79%的领导者表示，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在未来5年影响他们学校的研究重点；尽管这一比例在北美和亚洲降至73%和70%，而在澳大利亚升至93%。

不出所料，受访者认为可持续发展目标4（优质教育）是最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其次是目标3（良好健康与福祉）和目标13（气候行动）。然而，英国和欧洲都认为最后一个是最重要的。

吉列斯说：“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如果对气候紧急状况没有适当的应对，许多目标将无法实现。”

当被问及应对气候危机最重要的制度措施是什么时，领导者选择了节能建筑，其次是零碳承诺和无塑料校园。

“教学质量是学生最关心的问题”这一假设，也反映在了领导者公开的其工作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上，56%的受访者（在最多能回答3项时）引用了这一假设。然而，研究质量紧随其后（51%），平衡预算（27%）和学生满意度（22%）远远落后，排在第3和第4。

然而，区域差异仍然相当大。在欧洲，研究质量这一项的被重视程度低于教学质量，在澳大拉西亚低于平衡预算，在北美低于吸引资金或慈善事业。亚洲是唯一一个将国际化放在前三名的地区（虽然教学和研究质量在这之前）。

波士顿大学的布朗表示，北美地区的调查结果是美国私立高校占主导地位的结果：“‘平衡预算’意味着（政府）给你钱，而你要花的所有钱都来自这里。在美国，我们需要到外面从私人资源获取资金。”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校长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表示，其他地区差异也是凭直觉得出的：“英国大学急于获得社会认可，而这本质上是因为（学生们）认为他们的钱花得不值。欧洲大学热衷于提升他们的（研究）水平。亚洲大学正在崛起，他们在考虑教学和研究，但也在更广泛地向外拓展。澳大拉西亚大学正在响应政府关于就业的议程。”

但他补充说，追求某一优先事项并不一定是认定这一因素是大学工作中最重要的方面。他说：“没有一个英国校长会说研究质量不重要，或者平衡预算不是让他们夜不能寐的事情。”

吉列斯认为在新冠疫情后的当务之急是“促进整个大学社区的心理健康和福祉……因为这是高校在所有其他领域表现的重要驱动力”。她并不是唯一一个将心理健康视为重大挑战的人。

影响其他领域表现的另一个因素是疫情对个人和国家经济健康的影响。当被问及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新冠疫情将降低政府未来5年投资高等教育的意愿时，领导人的意见两极分化，37%的人同意，38%不同意。澳大拉西亚和英国的悲观情绪最强烈，而北美的乐观情绪最为强烈，只有16%的北美受访者预计资金会减少。

与去年相比，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当时北美的悲观情绪最为强烈。欧洲和北美也是仅有的在疫情期间对高校经费持乐观态度的地区。情绪的低落在亚洲尤为明显。

北美受访者的情绪变化可能是乔·拜登（Joe Biden）就任美国总统的结果。拜登就任美国总统的头几个月，承诺在高等教育和研究方面给予大量支出。但即使是在北美，自去年以来，对研究经费的乐观情绪也有所下降，尽管不如其他地方那么严重。这使得北美赶超英国，成为对研究经费最乐观的地区，而英国的研究经费承诺是否能在本周的经费审查中得到承认，令人怀疑。在北美，45%的受访者预计未来5年，研究经费将会增长，而认为不会的受访者比例为13%。

对研究经费的乐观情绪在澳大拉西亚地区下降得尤其明显，使其成为迄今为止对研究经费最不乐观的地区：只有7%的人预计经费会增加，而不这么认为的人有57%。英国是此外唯一一个悲观主义者数量超过乐观主义者的地区，但整体上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有38%的人总体上不确定。

一位大学领导表示：“政府可能愿意增加研发投资，但大多数国家的公共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因此存在巨大的困境。各国都知道，除非加大研发投入，否则将永远落后。”

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的霍尼格认为：“在危机时期，政治应该投资于研究和创新，而德国确实这样做了。”但女王大学的迪恩表达了一个常见的观点，即当涉及到研究经费时，不同学科可能有不同的命运。

“虽然加拿大政府为了控制疫情的社会影响一直在背负巨额债务，但它也对生物医学研究进行了特别投资，并承诺继续这样做。如果你像我一样从事文学研究，我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增加研究经费的前景是相当暗淡的。”

领导者对自己驾驭这种不确定性的能力的信心与他们的自主性有关。当被问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自己有权作出自己认为为确保机构的光明未来所必需的决定时，74%的受访者表示同意，其中约1/3表示强烈同意。同意最强烈的地区是英国、北美和亚洲（这或许令人惊讶）。欧洲则大幅落后，该地区校长通常是选举或政府指任的。然而，即使在欧洲，也有63%的人同意他们拥有所需的自主权，只有11%的人不同意。

自主权的一个障碍是政府的官僚主义。例如，巴西利亚大学（Universidade de Brasilia）校长玛西亚·阿布拉浩·莫拉（Marcia Abrahão Moura）指出，“巴西的法律不允许公立大学自己做决定”，而霍尼格最担心的是“政府对私立大学的过度监管”。

但政治似乎是最大的限制。这种担忧反映在受访者对以下问题的回答中：“你认为未来10年贵校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超过40%的受访者提到主要来自政客和更广泛文化的“背景噪音”。例如，俄勒冈州刘易斯与克拉克学院（Lewis & Clark College）校长维姆·维维尔（Wim Wiewel）最关心的是“反对自由表达和（助长）对科学的怀疑的社会环境”。一位英国校长补充说：“如果政府具有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我们就可以繁荣发展。如果政府是恶意的，不论是出于意外还是有意的，我就不会那么乐观了。”

当然，社会政治会反向影响经济。一位以色列大学的领导者明确地将两者联系起来；他们最大的担忧是“公共资金的减少和反智文化的发展”。

46%的受访者明确将财务担忧列为对高校的主要威胁。此外，23%的受访者提到了学生需求或学生质量，这也会对高校的财务产生影响。

只有2%的受访者认为数字化是一种威胁，或用西班牙一位校长的话说，“教育的中断将使线下教育变得多余”，这反映出人们对全面数字化教育的需求持相对怀疑的态度。一位澳大利亚校长认为来自“大公司颁布证书的新模式”带来了威胁，大概是想到了谷歌等公司开发的在线产品；伊利诺伊州卫斯理学院（Illinois Wesleyan University）校长乔治亚·纽金特（Georgia Nugent）也担心“该行业的新加入者”。

与此同时，当被问及高校未来10年要实现的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时，只有3%的受访者提到了数字化。

对这个问题最常见的回答都围绕着提高教学或研究的质量，23%的受访者都提到了这一点。20%的人提到了财务因素，同样比例的人提到了实现对外的影响。

紧随其后的是排名或声誉的提升（10%）、环境课持续性（9%）以及毕业生质量和就业能力（9%）。

尽管未来显然会面临种种挑战，但受访者压倒性地相信，他们所在的大学将会发展良好。9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自己学校未来5年的前景感到很乐观，而只有2%的人不这么认为——这些人都在亚洲。欧洲的乐观度最高，97%的人都持积极态度，没有人不同意。

最不乐观的受访者群体是那些疫情期间与国内学生相关收入受到最大财务冲击的高校领导。这一群体明显比那些受国际学生收入下降影响最大的群体更为悲观，这表明后者将疫情导致的低迷视为暂时现象。

或许不出所料的是，积极程度与受访者认为自己拥有作出必要决定的自由的程度密切相关。在强烈不同意自己拥有必要自由的受访者中，有33%的人对自己学校的未来感到消极，这是迄今为止比例最高的。

同样，新领导者对未来最乐观，所有在当前职位上任职一年或更短时间的人都较为乐观，绝大多数人非常乐观。那些在职超过10年的人最有可能不同意，但即使在这一群体中，86%的人持乐观态度，只有6%的人不同意。

巴基斯坦的坦法蒂玛·真纳·萨马·哈米德女子大学（Fatima Jinnah Saima Hamid Women University）校长萨马·哈米德（Saima Hamid）说，“‘我们是未来’，这是我们的座右铭。”她自2019年以来一直担任目前的职位。当然，这种乐观是否合理，只有未来才能揭示。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