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高等教育领导者调查：新冠疫情是否会让全球大学奄奄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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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高级管理层常常因获得高薪而招致不满，因为在许多学者看来，他们所履行的不过是需要出力而非出灵感的职责。然而，无论这些工作在平时艰难与否，新冠疫情大流行毫无疑问地给全球大学领导者带来了一系列极为困难且令人头疼的高风险决策。

在疫情持续时长不可预测、后果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如果一所大学的财务状况将受到危机的影响，其严重程度如何？人们是否应该在假设混合学习成为‘新常态’的前提下，全身心投入在线教育？或者说，这些在电子设备环绕下成长的年轻一代，仍然会喜欢在现实环境中学习吗？国际学生还会珍视出国留学的跨文化经历，或者选择不在大城市且更能保持社交距离的校园？是否有办法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保持大学财务可行性，或者说某些大学不可避免破产的结局？

在面向大学领导者的最新全球调查中，泰晤士高等教育围绕新冠疫情大流行着重探讨了这些问题。在5月的前3周，我们对来自全球的200位著名大学领导者进行了问卷调查。覆盖6大洲、53个国家和地区的问卷结果描绘出了一副高等教育行业的全景图。这其中，领导者的关注点必然会因地区和体系而异，但也为我们提供了统一的视角，来观察这场在高等教育现代史上将造成根本影响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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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在线教育

在原本的长期规划之外，全世界范围内疫情暴发导致的“封锁”措施引发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当所有员工和学生都被限制在家中时，如何继续教学。

除11位外，200位受访者中的大多数都选择携手微软，至少将1/4的教学工作转移到网上，其中过半受访者将教学全部上网。即使是那些维持线下教学的机构，也不得不遵循社交距离要求而进行调整。比如，在仅有不到500例确诊和少数死亡病例的台湾，台湾清华大学（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的校长贺陈弘表示，已经将多于40名学生的课堂移至线上，而较小的班级由老师自行决定。

大多数受访者对所属大学转移到在线教学的结果感到满意。从技术角度来看，85%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大学的过渡是成功的。例如，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urich）的校长莎拉·斯普林曼（Sarah Springman）表示，同事们对夏季学期内在线教授1200多门课程的需求给予了“惊人的积极反应”，仅有大约10门课程被取消，主要是“因为讲师是外聘的，而这些都是小型课程和选修课”。斯普林曼说，一些实验室课程还通过“颇有创意的解决方案和虚拟实验室来开办，以减少当学生再次进入校园时就必须赶上的进度”。

这些成就还是建立在该大学2月底才开始规划、3月16日正式启动网课的基础上，而且纳入了来自研究主管、学生领导和系主任的反馈。除了在家中进行Zoom教学外，该机构还为300个优先班级提供了在校园演讲室上课的机会——这“受到了那些仍然喜欢使用黑板的人的高度赞赏”。

当被问及本大学做得尤为出色的方面时，许多受访者提到了学校为帮助讲师成功过渡到在线教学所提供的技术支持。英国一位校长说：“幕后的教学技术支持对确保学术同事比以往更有信心地进行试验和继续发展至关重要。需要实验室和模拟工作环境的移动学习是一项挑战（但是）我们也有案例表明，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泰国享有盛名的萨辛管理学院（Sasin School of Management）也提供了员工培训并鼓励试验。该院院长伊恩·芬威克（Ian Fenwick）表示，一些学者“采纳这个想法并自己购买其他设备”，比如麦克风。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根本不想尝试，最好不要强迫他们！”

向在线教育的过渡成功吗？ 

同时，据荷兰威滕堡应用科技大学（Wittenbor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校长彼得·伯德索尔（Peter Birdsall）介绍，该校设立了一个全天候的服务台，以回答来自120多个国家的1200名学生和员工的“所有可能的问题”。服务台会提供任何答案，“即便只是将问题转发给相关老师、负责人、导师、签证专家、住宿服务团队或技术人员。持续不间断地向他们提供集中化的、协调的支持——这已经是一种成功。”

对尚未将所有教学转移到网上的大学而言，通常他们担心的是学生无法使用一些必要设施，例如计算机、宽带和安静的工作环境等。但也有学校试图解决这一不足。例如，南非一所大学已确保“向社会经济背景较困难的学生提供硬件和数据，以便他们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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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受访者相信他们的虚拟教学可与现场教学媲美。尽管20%的受访者认为，线上教育很难维持同等的质量，但40%的受访者不同意这一观点。

然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存在地区差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东和北非、以及欧洲的领导者对在线过渡技术成功的信心特别高，但前两个地区的领导人不确定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质量一样好（尽管这两个地区数量最多的回应是“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来自大洋洲的受访者中只有8%（其中只有两位来自澳大利亚大学）同意；相比之下，欧洲为67%，南亚为64%。一位澳大利亚校长指出，尽管其机构的教学“在困难的情况下保持了高质量，但无法如此迅速地启动在线学习并维持与面对面课程或课程设计相同的质量”。

此外，一些受访者指出，尽管其大学的在线教学可能与线下教学一样好，但更广泛的体验却是无法比拟的。当然，除了提供在线教学外，这些学校还付出了很多努力：比如，一所中国大学通过7个不同的交流平台（例如微信和钉钉）提供实时在线咨询和指导，而一家英国机构则提供了一个“所有学生和电邮学习小组可访问的虚拟咖啡厅”，以及“一系列简短的鼓舞人心的视频和文章，内容既有原创，也有些来自网络”。但是，另一位英国校长坦言“缺少有助于提供出色学生体验的校园环境”。

许多受访者还强调，根据学科差异，在线教学的难易程度大不相同。人们通常认为社会科学、商科和计算机科学过渡最容易，而具有实践要素和评估的课程最困难，特别是医学和牙科。

但其他受访者认为，这个问题更多地涉及到态度。一位英国校长说：“通向具有专业资格和由具有相同背景的教师讲授的课程，都将以非常专业和积极的方式被移到线上，无论课程内容简单与否。其他人如果没有这种行为或态度，那么在线教育就会变得更困难。”一位美国领导人同意说，问题来自“固执且受传统约束的部门。他们将不得不改变。”

学生评估和教学质量

学生评估

当然，大学领导者对在线过渡是否成功的看法不一定代表学生的想法。课程评估调查表是了解学生观点的传统方法，但一些评论员建议，今年不应对在线课程进行调查。 泰晤士高等教育的问卷调查是在许多在线课程结束前进行的，但有79%的受访者表示仍计划将其用于所有此类课程，另有17%的受访者表示会根据课程具体情况而决定。

但是，对“如果在线教学的反馈不佳，学者个人是否应承担责任”，受访者意见不一：31%的人认为这样做是公平的，而33%的人认为这样做不公平，只有极少数受访者对此问题持有更强烈的意见。

一些受访者反对“让个人承担教学反馈差”这样的观念。瑞典一所大学的负责人认为，“在课程评估中得到低分绝对不应与个别学者挂钩。课程评估调查是监测课程质量而非老师质量的工具”。

但大多数人不同意。英国新白金汉大学（Bucks New University）校长尼克·布雷斯比（Nick Braisby）表示，“这个问题需要敏感地处理，但学者确有责任提供高质量教学，即便他们面临着掌握一种新教学模式的挑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哈斯商学院的高级助理教务长杰伊·斯托斯基（Jay Stowsky）对此观点表示赞同，但同时也警告说，学者“不需要承担过渡到远程教学的全部责任，只要在这种形式下向学生提供尽可能好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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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英国大学领导者认为，在大学提供在线教学培训后，最好让教授对“鼓励学生参与”这一方面负责：“我们对学生评估的许多地方进行了修改，以反映评估的在线属性（但是）影响学生评估的因素众多，而学习只是其中一项；因此，我们将考量所有因素，而不仅仅是单一因素。”

另一方面，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University of Colombo）校长钱德里卡·维耶雅拉特（Chandrika Wijeyaratne）表示，“在大量教师对数字教育尚不熟悉时，线上教学评估还不成熟……如果学生评估的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不能仅仅将其归因于教学质量不佳。”

但这种情况将被延长多久，这一点值得商榷。一位美国大学的负责人认为，在首个线上学期中，员工不应对教学质量负责，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有些人适应得非常快，而另一些人则稍慢些。下学期，他们都需要纠正错误”。

这当中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学生是否应该因在线教学而造成的潜在学业干扰而获得补偿。 本问卷中仅有12%的受访者计划对所有专业的学生提供补偿，另有11%的受访者打算补偿某些专业的学生，而不打算提供任何补偿的大学占49%。此外，这个问题的回应存在很大地区差异，中东北非地区有50%的大学打算给予学生折扣，而英国受访者中仅有5%大学计划提供折扣。有趣的是，是否补偿学生的意愿与认为在线教学质量不如线下教学之间似乎没有显著相关性。

有些大学并不认为转向网课对学生造成了干扰，而且许多大学指出，他们的大学本来就是免费的——至少对本地学生如此。但另一些人则意识到，他们的某些学生群体面临着特殊困难。比如，一位澳大利亚校长表示，由于澳大利亚“相对较早地”实施针对中国的旅行禁令，这意味着滞留在家的中国学生“只能选择有限的学习模块，这也意味着这些学生将需要再修一个额外的学期。因此，这群离散的学生可在一个固定最高额度下，根据每个模块申请补偿。”

另一所澳大利亚大学在第二学期为所有国际学生提供了折扣，以“强调他们中许多人正在经历的经济困难”。土耳其的花园城市大学（Bahçeşehir University）向所有学生提供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暂停课业的权利，且不会产生任何额外费用。墨西哥州自治大学（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Mexico）为家庭收入最低、受新冠疫情财务影响最大的学生群体提供全额折扣。

那么，对学生成绩的测评呢？是否以及如何进行在线考试是一个关键问题。本问卷调查中的大多数机构选择了线上考试：44%的大学为所有课程设置线上考试，而43%的大学至少某些课程的学生进行线上考试。不过，有些大学要求学生在网络摄像头前参加考试，以实现监考目的。英国一所大学还采用“随机口头考试，以确保公正及防止作弊”，但对毕业学年的学生，仍将使用其在线考试成绩来“协助最终评分”。

一家澳大利亚大学仅在“那些需要获得专业机构认证的课程中”使用在线考试，而另一所大学的负责人则将新冠疫情危机视为“在许多学位中不再把考试作为评估主要方式”的时机。他们也担心“大规模访问高质量在线咨询服务将受到限制”。

然而，如果在线考试并非最好的选择，那什么才是？ 本问卷的调查对象绝大多数都倾向于选择持续评估。其他的建议还包括学习项目和电子作品集，还可以加上口试，而一些领导者则提倡因材施教（horses-for-courses）的方法。一位美国大学领导说：“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必须信任教师们的智慧、专业知识和同情心。”

同时，有一所大学正在继续进行线下考试，但“最多容纳3名考生”，并规定在每场考试后彻底消杀考场的程序。

大学财务状况与国际学生：新冠疫情的影响

招生

展望下一学年，招生录取工作也必须适应新冠疫情的影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学校的结业考试已被取消或以与其他年份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例如，在英国，A-level成绩将基于教师对有可能获得的成绩的评估。

不过，我们所调查的68%受访者决定坚持其标准的入学时间表，而10%受访者则绝对不会这样做。 另外，有67%的受访者同意或坚决同意今年的录取过程将如往年一样严格，只有9%的受访者表示不同意。

但是，已有一些警示出现。一些大学推迟开学并且/或者延长了申请截止日期。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的校长岩垣翔一郎（Shoichiro Iwakiri）承认，虽然其所在学校的录取过程很严格，但必须考虑到目前高中“无法提交考试和评估结果，所以这种‘严谨’感将要调整。”

但是，今年实际上会有多少学生申请？尤其是考虑到许多机构已经确定他们的教学（还有可能包括教程）都将在线进行，直到新冠疫苗被研发为止？根据伦敦大学和学院联盟经济学所进行的一项英国调查，原定于10月入学的国内本科生因疫情大流行而选择推迟入学的可能性提高了17%。此前，同样是这家机构的一份报告估计，在下一学年，英国的国际学生入学率将下降47%，对该部门将造成总计15亿英镑的损失。

总体而言，有76%受访者预计下学年招收的国际学生将比原计划要少。毫不意外地，越是国际学生招生数量多的系统中，这种想法越是强烈。大洋洲所有受访者都预计，下学年国际招生人数将下降25%至75%不等，尽管一位校长指出“目前，我们的国际学生申请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以上”。北美93%和南亚78%的大学领导者也预计国际招生人数会减少，虽然他们对招生人数减少的幅度并不那么悲观。

有很高国际学生比例的欧洲大学也预期招生人数下降。“这个问题与边界封闭有关。”布拉格捷克生命科学大学（Czech University of Life Sciences Prague）主管国际关系的副校长迈克尔·洛斯塔克（Michal Lostak）解释说，“我们现在有38%的外国申请者，但如果因使馆被封锁而无法获得签证，那么就会出现问题。”

威腾堡应用科学大学的博德索尔也同意称，有更多学生，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学生“将选择待在离家更近的地方。但是，我们认为‘职业流动性’，即在一个富裕的欧洲国家学习（并享受毕业生工作签证）仍将是留学荷兰等国家的推动力。”

与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相比，荷兰对国际学生的关注程度更高，但对他们的财务依赖程度却远低于一些英语国家。总体而言，欧洲大学对国际学生数量下降带来的财务影响预期低于英语国家。例如，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我们所有学生都支付相同费用。我们不依靠国际学生来资助我们的教育模式。”

确实，有些大学对国际学生采取完全非财务的方式。 比如，UAEM的校长阿尔弗雷德·

巴雷拉-巴卡（Alfredo Barrera-Baca）表示，很多墨西哥大学为国际学生提供财政支持，以“改善他们在我国求学时的条件”。尼日利亚的Alex Ekwyeme联邦大学也向“国际学生提供低廉的学费”，该校校长内瓦朱巴（Chinedum Nwajiuba）称，“借此，我们希望在下一学期能招收更多学生”。

一些大学已经开始计划更多的在线教学，以应对国际招生人数减少的预期。例如，米兰理工大学（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Milan）“已经决定以混合模式进行教学”。该机构负责人费鲁奇欧·雷斯塔（Ferruccio Resta）预测说，这最多可将国际学生减少的幅度限制在10%至15%。

招收本地学生的问题较少。在所有地区，预计本地学生招生减少的受访者人数少于国际学生。比如在大洋洲，一位澳大利亚大学校长预计2021至2026年间国内学生将“激增”的两个原因：“人口统计学的原因是20年前的国内出生率（在这一时期内增加了4%），以及经济衰退造成的需求增加（再增加4%？）。”

但是，在南亚、日本和北美，对国内招生人数减少的关注度高于对国际生人数下降的关注，而在欧洲和东亚，二者关注程度差不多。

一位英国校长指出：“我的机构依赖于国内本科生的招生。”他补充说，政府今年对国内招生人数增长设置的上限为5%，“这将使国内招生的竞争更激烈，也可能会使我的大学处于劣势”。

即使短期内学费收入急剧下降，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学生还会回来，那么学生人数恢复的速度有多快？

总体而言，64%受访者赞成新冠病毒将在未来5年内减少学生对出国留学的兴趣，而反对这一看法的比例为17%。同样地，悲观情绪在大洋洲、北美洲以及中东北非地区最高。英国的大学校长们似乎稍微乐观一些，但仍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预计未来5年学生对出国留学的兴趣会下降。

在南亚这个世界主要输出型生源地，受访者普遍认为新冠疫情后出国的学生将减少。一位印度大学领导预测，“目前重要的留学目的地对国际学生的待遇并不理想”，加上新冠流行“可能让学生对前往某些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想法三思”。印度班加罗尔技术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angalore）院长S Sadagopan也预见到“学生出国将减少”，而科伦坡的维耶雅拉特认为斯里兰卡“可能会受益于高智力人群的逆向流动——他们受过国家资助的教育，却流向了更富裕的国家。大流行的一线希望是，我们可能会在这个方面获益。”

疫情将如何影响对科研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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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资助

大学规划中的另一个关键变量是：政府在封锁期间为颇受打击的经济提供支持后，是否会降低向科研和高等教育投资的意愿或能力。对此，受访者相对乐观：只有28%的人同意疫情会降低政府在未来5年内投资高等教育的意愿，而反对这一看法的为45%的受访者。东亚地区的信心最高，仅有9%的受访者预计政府投资会下降，反对这一预期的比例为64%（中国则高达78%）。

但是欧洲和南亚的受访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大致相等，但更多北美大学领导（48%）预计政府投资会下降（19%）。一位美国校长说：“（政客）已经开始撤资了。这种趋势将继续下去。”

澳大利亚一位大学校长说：“全球各地的政府都将努力降低平均到每位学生的资助水平。”一位智利的领导人则表示，问题不在于政治意愿，而是鉴于疫情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政府将面对“其他优先事项”。UAEM的巴雷拉-巴卡反驳称，新冠病毒危机已经凸显了各个领域专业人士的重要性。因此，为专业人士的职业生涯做准备“是每个国家政府的责任，因此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应更为优先”。

一些观察家担心，如果国家投资确实减少了，或者它的投入未能抵消国际招生收入的损失，那么某些大学可能会破产。总体而言，有42%的受访者预计疫情大流行会在本国造成大学破产，但这一数字有着巨大的地区差异。英国81%的受访者和北美87%的受访者预期这可能发生，而其他大多数地区不赞成这个预测。同样地，对此最有信心的是东亚，仅有17%的受访者预计本国会有大学破产。

唯一一个严重担心破产的地区是另一个拥有高市场化系统的地区：大洋洲。但是，据一位澳大利亚校长称，现在断定还为时过早：“2020年内暂时没有这个风险，但如果未来3年这种负面影响依然持续，风险就会出现。”

然而，大学领导们并不认为学校关门会成为普遍现象。即使在北美，85%认为会有大学破产的受访者认为受影响的机构只占不到行业25%。相反，尽管日本大学的领导者普遍乐观，其他人的预测则十分悲观：14位大学领导中有6位预计日本会有大学破产，其中有一半人认为超过25%的学校会受到波及。

裁员、政府带薪假和减薪

人员编制

即使大多数高校仍具偿付能力，新冠疫情引起的一个主要问题仍是人员编制。如果大学财政受到重大打击，各大高校会通过裁员来应对吗？

一些国家的政府正在提供国家带薪休假计划，用公共支出来覆盖员工的临时带薪休假，其目的是至少在短期内尽量减少失业。将近1/5的受访者已经利用了这种计划，还有类似比例的受访者正在考虑。例如，美国路易斯·克拉克学院（Lewis & Clark College）的几乎所有非教学人员都已“在5月、6月和7月的20%至40%的时间里”申请政府带薪休假。该机构的主席维姆·威威尔（Wim Wiewel）说，“在6月和7月，已经没有合同工了”。

但是，有62%的受访者将其休假员工的比例控制在10%以下，且大多数名额主要用于专业人员而非学术职工。其他的问卷答复则指出，他们的国家并没有这样的计划，或者像澳大利亚那样，该计划不对大学职员开放。

令人特别担心的是，持有定期合同的初级研究者们可能最易受打击，要么是劳动合同提前被终止，要么是原定的续约被拒绝。在我们的受访者中，有51%的领导不希望把这些短期合同员工作为目标。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斯普林曼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将延长（合同）。”但有18%的领导决意这样做。确实，一些机构正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印度百夫长大学（Centurion University）校长穆克提·米什拉（Mukti Mishra）说，“正在将所有非法定职位改为5年合同职位，并每年续签一次”。另有24%的受访大学领导正在考虑提前终止合同。例如，一位英国校长希望不需要走到这一步，但“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管理极具挑战性的财务现实”。

永久职位也不一定安全。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裁撤任何正式长期员工时，有12%的领导表示同意，25%的受访者认为为时过早，但59%的受访者表示没有这样的计划。到目前为止，预计最有可能裁员的地区是大洋洲，其中44%的受访者正在计划裁员。相比之下，东亚的任何大学都没有这样的计划。

相似比例的受访者计划要求员工减薪，其地区划分也与上述类似。不过，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工资水平并非大学领导者的管理范围，而某些国家政府已经发表了明确看法。例如，俄罗斯国立管理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的校长伊万·洛巴诺夫（Ivan Lobanov）说：“遵循教育部和科学部的建议，我们不会降低学术员工的薪酬。”

有趣的是，与要求员工降薪相比，所有地区的大学领导都更倾向于本人减薪。近1/4受访者已经或计划削减个人薪水，大洋洲的可能性最高（89%），其次是英国（52%）和北美（37%）。相比之下，东亚地区仅有8%的领导人计划减薪，而23名中国受访领导中没有任何人计划减薪——这可能也反映出该地区人们对新冠病毒财务影响的担忧程度较低。

欧洲大学的领导者相对不太可能减薪。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斯普林曼指出，与某些国家不同，瑞士大学领导层“的薪水仅仅比全职教授高一些”。其他地区的大学领导人则正在放弃加薪。例如，新白金汉大学的布莱斯比 “不打算提高薪资，即使我的薪酬委员会建议大幅提高我的工资以更好地实现市场平价”。

UAEM的巴雷拉-巴卡削减了16%的工资，并且还在进行慈善捐款，以帮助诸如食品厨房等脆弱部门。从问卷结果来看，目前为止牺牲最大的是百夫长的校长，他削减了100%的薪水，直到9月。在此期间，他唯一的收入来自业余时间进行咨询工作。

他说：“依靠自己少量的积蓄，我可以维持6个月的生活。但超过6个月以上，那需要再等等看。”

在线教育是否将就此腾飞？

我们会永远在线教学吗？

如果国际学生人数确实减少，一种明显的补救措施可能是将当前的在线教学作为永久性安排。在预计国际学生人数将在未来5年内下降的受访者中，计划通过提供在线学位来迎合国际学生市场的人不到半数，其中大洋洲、南亚和中东北非对此抱有热情。但是，日本仅有15%的受访者打算开设这类课程。该国对未来5年学生人数下降的担忧最少，只有36%的日本受访者同意这个预测。

不管对国际学生市场的担忧如何，总的来说有55%的受访者预计将采用纯在线学位，其中大洋洲的赞成比例最高，达89%。 有85%的人希望更多地采用远程工作的方式——看起来Zoom会议可能会一直存在下去。

预计会有更多的混合学习模式出现。例如，伯克利大学的斯托夫斯基说，他的学校可能会采用“更多混合教学法，让一些学生坐在课堂里，同时进行远程直播（比方说利用Zoom等平台），为不同时区的学生提供非同步讲师视频”。

然而，加拿大的一位领导者仍然充满希望，虽然“我们将在一段时间内担心被困在遥远的地方，担心对当地物资和解决方案的需求，但学术界将继续成为通往更广阔世界的门户。最具竞争力的大学是那些最能找出如何个性化远程学习、让学生安全地进行面对面活动以及将学生与地方和社区联系起来的大学。”

受访者普遍认为，大学将需要在“增加对线上教育价值的关注”与“保持对线下教育价值的关注”之间走钢丝。例如，一位日本领导者称可以预见在线教育将“不仅在日本国内看到快速增长的需求，还将看到非洲和亚洲国家学生需求迅速增长，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将在未来激增”。同样地，“如果我们能够创建一个对学生来说具有吸引力而且必须来到日本才能攻读的课程，那么大学的商机也将会扩大。”

但日本受访者总体来说并不热衷于增加混合学习模式。该问卷的所有受访者中，有84%的人表示基于封锁抗疫期间的大规模在线教学经验及其实现的可能性，他们将在未来5年内增加对混合学习的使用。大洋洲、欧洲、北美和南亚的这一数字均超过90%，但日本只有36%，虽然国际基督教大学正在考虑采用“在线‘模块’，并将其列为获得学位的课程要求”。

此外，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人们对在线互动能否完全取代面对面交流这一点普遍存疑。米兰理工大学的瑞斯塔表示：“在线学习将成为我们课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是唯一。在线学习对共享知识很有用……但它不能代替人类的互动、同理心、批判性思维、团队精神和合作设计。”一位同行也补充说：“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在线教学并不是最合适的教学方法，尤其是在高级课程中，以及我们现在是出于紧急原因而使用它。”

一些领导人还重申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从原则上讲，在线教育对生活在任何地方的人们都敞开大门。但实际上，在线教育只限于那些家庭环境有利于学习的人们。在我们的受访者中，有37%的人担心改用更多在线教学会降低学生的留存率，而有29%的人对此表示反对，其他有36%的人不确定。

可接入性不是唯一潜在的学生问题。一位大学负责人担心，仅是考虑“校园环境在吸引和留住学生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点，未来的辍学率可能会更高。

长期在线教育也可能被认为对大学财务和人员编制有很大的潜在影响。但是，大学领导通常会忽视它们。只有17%的人预计网课将减少对专业人员的需求。利兹贝克特大学（Leeds Beckett University）校长彼得·斯利（Peter Slee）的评论就非常典型：“它可能会改变工作领域的平衡，但不会改变数字。”

更少的受访者（11%）预计在线教学将减少对学术职工的需求。一位加拿大领导者指出，即使采用了更多在线教学，“我们仍然希望提供小班授课”。一位中国大学负责人则表示：“教师是学术组织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在线教学只是辅助教学的一种工具，无法替代人对知识的生产和创造。”

但是斯利补充说，过渡到在线教育“将要求我们评估老师的不同技能。现在，内容的交付现在已经不如发展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重要。”

对人员编制的持续需求无疑解释了为什么只有22%的受访者预计更多在线教学能改善大学的财务状况，而反对这一观点的比例为43%。但是，受访者也不认为这会降低学费（从而影响大学的财务状况）。只有21%的人同意这种预测，而日本、中国和北美地区对此的怀疑尤其强烈。“（问题的）假设是，在线教学不涉及校园经验以及/或者质量较低，”一位澳大利亚校长说，“但在混合学习环境中，这都是不正确的，而且其成本基础也不低。”

相比之下，中东北非和南亚的大学领导者更倾向于相信在线教学确实会降低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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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当然，疫情大流行给大学带来的问题不仅局限于财务。另一个是关于大学在社会中的作用。特别是，大学的科学研究是否集中在正确的领域？

全球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渴望凸显出了生物医学的重要性，而许多受访者打算将来在这个学科做更多事情。其他与大流行有关的议题也常被提及为未来研究的领域。例如，台湾云林科技大学（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计划调查“流行病预防、危机管理、零接触制造和服务提供”以及“在线学习效果”等。埃及的萨达特市大学（University of Sadat City）计划将重点放在“如何克服新冠病毒的负面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上。一位中国领导人表示“对互联网+工作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也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一些回答指出，研究资助者要求的变化也可能会迫使大学发生变化。例如，新白金汉大学今后的研究将追求“与国家优先事项更大程度的契合，转向健康和社会护理，并将重点放在经济复苏上”。

大多数受访者都同意，后疫情时代科学将成为政府的重中之重。有 62%的受访者同意这一点，反对者仅有8%。但是，来自北美的一些受访者对此表示怀疑。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校长约翰·卡夫（John Kraft）指出：“政治家的注意力周期很短。”另一位美国校长补充说：“这实际上取决于我们是否拥有相信科学的政府领导。”

对于政治优先排序将转化为来自公共和/或慈善机构的资金这一点，全球受访者的信心程度也很高。 44%的人表示同意，而23%的人表示反对。

总体而言，整个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信心很高，其中74%的人预计研究预算会增加，而仅有4%持相反观点。相比之下，没有任何大洋洲的领导者预计研究资金会增加，但有67%的受访者认为不会增加。但是，许多领导人其实并不确定会发生什么。来自意大利一位校长所说的“我希望会（上升），但现在说还为时过早”是最常见的评论。

受访者对疫情将加强国际科学研究合作充满信心。总体而言，有60%的人对此抱有期望，而持相反预测的人为12%。其中，中东北非地区的领导者信心最高（79%）。国际基督教大学的校长说：“这场病毒全球大流行让我们更加强烈地认识到，这类问题需要科学和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

在这一方面，英国、美国和中国的领导者信心最低。英国主要是面对脱欧的影响；而后两者则是基于特朗普政府对与地缘政治对手进行合作采取打压措施。一些受访者的评论反映了这一点。伯克利的斯托夫斯基指出，国际合作是否会加强“部分取决于11月特朗普是否会当选”，而澳大利亚一位大学校长称中美对峙将“迫使其他国家‘站队’”。

例如，特朗普政府已经将美国大学卷入其就新冠病毒与中国展开的“口水战”，例如警告中国试图将窃取美国的疫苗研究信息。另一方面，一位中国大学领导认为，“中国在本次病毒防控中充分展示了科研实力和制度优势，会吸引更多的外国学生来中国留学；中国的学生也将更有信心留在本国求学”。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对哪些国家在应对病毒暴发最有力和最不力这一问题上，答案非常明显。新西兰的“严格防控，尽早防控”得到了最多赞誉（21%），其次是中国大陆（18%）。最不成功的国家？美国获得压倒性票数，高达66%。

当然，美国的国际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一结果。但是，如果未来几年国际学生在选择求学目的地时，将各国控制病毒的传播能力考虑在内，那么依赖学费的美国大学可能会比大多数国家的大学面临更多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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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jump@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Liu Jing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